王國維曾經稱贊蘇軾：“三代以下之詩人，無過屈子、淵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茍無文學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子瞻就是蘇軾。包括蘇軾在內的這四位詩人，之所以受到王國維的推崇，除了他們的詩歌成就之外，還在于他們高尚的人格。

人生，必須要處理好人與物的關系。如何處理好人與物的關系呢？蘇軾在《赤壁賦》云：“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既然世間萬物各有所屬，不是自己的東西或物體，即使一絲一毫，也不要去碰。

不是我的，要分毫不取；就是我的，亦不可沉溺。蘇軾《寶繪堂記》提出了“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的觀點。“寓意于物”指以物來寄寓自己的感情，從中獲得審美的愉悅；“留意于物”，指以物來滿足自己的欲望，從而實現占有的目的。君子可以欣賞美好的事物，而不可以沉溺美好的事物。

此文還以蘇軾的親身經歷來論證。他年輕時酷愛書畫到什么程度呢？家中收藏的，唯恐失去；別人擁有的，唯恐得不到。后來幡然醒悟：“吾薄富貴而厚于書，輕死生而重于畫，豈不顛倒錯繆失其本心也哉？”從此之后就不再沉溺其中。就像看到美麗的煙云、聽到悅耳的鳥鳴，自會感到身心愉悅，然而看過聽過之后不再過分思戀。如此一來，優美的書法和繪畫，仍然會使我快樂，卻不再使我沉溺。

清廉之人，目中無錢。蘇軾就是這樣的人，視錢財如糞土，“俸入所得，隨手輒盡”。蘇軾在《東坡志林·梁上君子》里講了一個故事，有個小偷聽說，蘇軾護衛魏王墓葬得到了一筆錢，便連續兩夜光顧蘇軾的家，可是卻什么也沒有偷到。因為小偷不知道蘇軾從不蓄錢財，所得到的數千緡賞賜，早就散去了。

由于蘇軾不蓄錢財，貶謫黃州時，以致有衣食之憂。后來，在朋友幫助下，得到城東的一塊坡地，躬耕其中，自食其力。

蘇軾不僅看淡金錢，而且樂善好施。元祐三年（1088年），李廌在蘇軾知貢舉的科考中落第，次年離開京城之前，蘇軾可憐他家境貧寒，無以為生，將朝廷賜給他的天廄馬贈與李廌，并立下馬券。這不僅是立作憑據，同時也是以他千金難求的書法為之增值。

蘇軾主政地方，十分關注百姓民生。據《清波別志》載，蘇軾知杭州，曾拿出私帑金五十兩，在城中開辦“病坊”一所，名“安樂坊”，聘請高僧名醫為百姓治療，三年治愈上千人。元祐初年，蘇軾在京城為官，一位朋友派人送來黃金五兩、白銀一百五十兩，他辭謝不受，在征得友人同意后，以友人的名義捐贈給杭州的安樂坊。

在生活順遂之時助人為樂并不難見，難能可貴的是在人生逆境之中還能樂善好施。蘇軾貶謫惠州，生活困頓，仍“率眾為東西二橋，以濟病涉者”。為修東新橋、西新橋，蘇軾捐贈了御賜的犀帶，此外還積極募捐，動員弟媳婦史氏把當年入宮得到的賞賜黃金數千捐贈出來。他在《西新橋》中寫道“探囊賴故侯，寶錢出金閨”，自注云：“子由之婦史，頃入內，得賜黃金錢數千，助施。”贊美了史氏的善舉。

有這樣一件事：因蘇軾反對王安石新政，王安石的親戚兼隨員謝景溫，挾私誣告，說蘇軾兄弟運父靈柩乘船回蜀途中，濫用官家的衛兵，購買家具瓷器，偷運私鹽從中牟利。官方于是派人到蘇氏兄弟運靈柩所經各地，向船夫、兵卒、儀官搜集證據，結果并無此事。

蘇軾用《周禮·天官·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作《六事廉為本賦》談古今官場最關鍵的廉潔問題。所謂六事，即善良、能干、恭敬、正直、守法、明察。這是官吏應具有的六項素質和應有的六項表現，也是上司進行考核的六條標準和六個方面。“廉”有考察之意，亦有清廉之意，蘇軾認為清廉是六事的根本。

據《侯鯖錄》卷七載，蘇軾知杭州，下屬有一縣官貪而無恥，還找人說情，蘇軾不為所動，并依法處理。元祐八年（1093年）十月，蘇軾赴定州任，發現防務松弛，貪腐嚴重，他依法進行了整頓和查處。事見于《乞降度牒定州禁軍營房狀》：武器庫房管理人員、軍人張全，在一年的時間里，先后偷盜了十二面銅鑼，監管官員明明知道，卻并不向上報告。還有帷帳等物庫房管理人員、軍人田平等，在兩年的時間里，盜走帷帳等物八百多件，銀錢二百五十多兩，大肆變賣。張全、田平等都被關押起來問罪。除了查處這兩人外，蘇軾還查處了云翼指揮使孫貴這一貪官。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他們“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他們的憂患意識、家國情懷和崇高使命，表現出宋代文人對于天下家國和生存價值的深切關懷。北宋整個社會呈現出風氣清正、昂揚向上的盛世局面，范仲淹、歐陽修等，皆是三蘇父子學習的榜樣。由于這些榜樣所倡導的主流意識的影響，以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浸潤，三蘇父子在言行心理上，就沒有把謀求個人和家族的私利，放到突出的位置。

蘇軾家風清廉，他父母“皆性仁行廉”，他自己終身恪守“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的準則，以至臨終前作詩云“至今不貪寶，凜然照塵寰”。蘇軾一生大起大落，上至朝廷命官、皇帝近臣；下則獄中囚犯、流放罪人。閱歷豐富，見廣識深，對人生的意義有透徹的理解。

蘇軾《次韻柳子玉過陳絕糧二首》詩云：“早歲便懷齊物志，微官敢有濟時心。”借用莊子《齊物論》的典故，表達了齊死生、等貴賤、齊是非的理念，實則是講自己從小就樹立了追求眾生平等的理想，做個小官也要有幫助他人為社會出力的愿望。

出于根深蒂固的民本思想，蘇軾科舉試論《刑賞忠厚之至論》贊揚古代圣君：“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抒發自己對百姓的無限深情。

在個人的生活追求上，蘇軾顯得豁達大度，低標準而嚴要求。他在密州太守任上寫的《后杞菊賦并序》說：“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為貧？何者為富？何者為美？何者為陋？”認為無論哪種情況，“卒同歸于一朽。”他貶謫黃州期間，窮日子到了精打細算，甚至摳門的地步，但他如此解釋說“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不但不覺得丟人，而且好處多。當一個人的修養達到蘇軾這種高度時，貪腐在他身上，可以說不起作用了。盡管他身在凡間，卻不再是凡夫俗子。

“功廢于貪，行成于廉”。總而言之，蘇軾的偉大，在他卓越的成就之外，還有他崇高的品格，譬如清廉、剛直、仁愛、樂觀等。（汪宏 劉清泉 四川省眉山市紀委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