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監督執紀工作規則》（以下簡稱《規則》）第五十三條規定：“紀檢監察機關應當對涉嫌違紀或者違法、犯罪案件嚴格依規依紀依法審核把關，提出紀律處理或者處分的意見，做到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定性準確、處理恰當、手續完備、程序合規”。紀檢監察機關一直以來遵循的“二十四字”方針上升到黨內法規層面，適用范圍包括違紀或者違法、犯罪案件，也即違紀案件的證明標準與違法和犯罪案件證明標準表述上基本是一致的，都是事實清楚、證據確鑿。

違紀案件證據確鑿如何把握

證據確鑿即證據確實充分，追求的是客觀真實。由于違紀案件證據確鑿的具體條件尚未作明確規定，即便刑事訴訟對證明標準的具體條件已有規定，仍具有一定的主觀性，因此在實踐中的運用需要通過辦案人員綜合全案把握判斷。一些紀律審查人員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盡一致，致使對有些違紀案件的調查取證不全面、不充分，針對性、有效性不夠強，有的違紀案件甚至在移送審理時仍未達到證據確實充分的要求，需要對證據進一步強化。

筆者認為，違紀案件證據確鑿可以從三個層面來把握：一是定性量紀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二是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規定程序審核屬實；三是全案證據已形成相互印證、完整穩定的證據鏈。

第一個層面，定性量紀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是基礎和前提，沒有證據自然無法認定違紀事實。紀檢監察機關是政治機關，越強調講政治，就越需要講證據、講程序。

第二個層面，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規定程序審核屬實，是指紀檢監察機關及紀律審查人員對收集的各類證據材料進行審核、鑒別，將各類證據材料轉化為可作為定案依據的證據，是對證據真實性、關聯性、合規性予以確認的重要環節。審核認定證據應貫穿紀律審查全過程，但最終是由審理部門把關。關于對證據的審查，包括對單個證據、關聯證據和全案證據的審查判斷，是逐層遞進的關系。

第三個層面，是對全案證據組合成證明體系的質的要求，三個層面是遞進關系。形成相互印證、完整穩定的證據鏈，是認定違紀事實客觀、真實的有效保障，也是《規則》第四十六條規定精神的應有之義。符合這個要求，需要具備四個條件：一是證明方向一致，也即各個證據在證明違紀事實的方向和論證邏輯等方面具有一致性，不能互相矛盾和排斥。二是形成證據鏈，也即證據與證據之間相互聯系、支持，互為補充，相互印證，形成一個閉合的證據鏈條。三是證明充分，也即所有違紀情節，都有足夠的證據加以證明，沒有缺口。四是結論唯一，也即所有證據組合起來證明一個違紀事實，只能得出一個結論。

比如某單位領導朱某某收受企業負責人孫某某禮品，朱某某稱孫某某每年春節送其“兩瓶五糧液酒或者軟中華煙”，也回贈一些物品，孫某某稱每年送的都是兩瓶五糧液酒，未說明朱某某回贈過物品。這樣的供證是否屬于證據確鑿？被審查人雖然與孫某某均承認每年春節收送高檔煙酒，但在主要情節上出現矛盾，不能相互印證，具體收受煙還是酒，有無回贈均難以確定，該案沒有形成相互印證、完整穩定的證據鏈，證據存在瑕疵，需要進一步查證補證。

違紀案件證據區別性要求

從宏觀上看，違紀案件證據確鑿的證明標準與刑事訴訟表述的“證據確實充分”一致，但并不意味著違紀案件可以套用刑事審判關于職務犯罪的證據要求，違紀案件在具體操作層面有著自身特殊性。由于違紀事實的認定是以黨員對黨忠誠的紀律要求為基礎的，黨章黨規黨紀的要求嚴于法律法規，違紀構成要件的標準低于職務違法犯罪，導致違紀案件的證據內容和要求有著自身的特點，筆者認為可以從幾個維度來考慮。

第一，延伸性要求的區別。違紀案件的證據主要涉及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哪些事實必須得到證據證明；二是證據應當證明到何種程度。違紀構成要件的標準低于職務違法犯罪，決定了違紀案件證據的延伸性要低一些，閉合證據鏈的直徑和證明體系的規模要小一些，因此有些情形雖不構成職務違法犯罪，但可以構成違紀。比如，某項目經理王某為承建項目，送給地礦局局長張某4箱飛天茅臺酒，當時市場價約4.27萬元。案發時，張某已將茅臺酒全部消費，致使酒的真偽及價值無法準確評估。根據受賄的構成要件，收受財物的多少是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據，因此，張某的行為認定受賄犯罪證據是不充分的。而根據違反廉潔紀律的構成要件，收受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財物即構成違紀，財物價值的大小僅是判斷情節輕重的依據，所以根據現有證據情況可以認定張某行為構成違紀。

第二，證據量的區別。違紀案件證據種類與刑事訴訟證據基本一致。違紀案件延伸性要求決定了其證據量要小于涉刑案件，在同一種類的證據數量上，《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于查處黨員違紀案件中收集、鑒別、使用證據的具體規定》也作了明確規定，比如第二十條規定：“在沒有物證、書證的情況下，僅憑言詞證據定案時，必須有兩個以上（含兩個）證據，才能定案”，即違紀案件中兩個言詞證據可以定案。但需要指出的是，這里的“兩個”并不是指同一人的兩份證言，而是指不同人員的言詞證據，且要相互印證。可見，在量方面，辦理違紀案件既不能機械套用刑事審判關于職務犯罪的證據標準，不計成本，搞過度取證，也不能因為違紀案件證據沒有庭審質證的程序，無原則放松要求，搞隨意變通。

第三，取證方式上的區別。違紀案件的取證方式體現了紀律審查的特色，比如《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于查處黨員違紀案件中收集、鑒別、使用證據的具體規定》第八條規定被審查人的陳述包括“受審查黨員對自己所犯錯誤的交待或申辯”，這是由黨員應對黨忠誠老實，如實向黨組織交待問題的義務和申辯的權利決定的。第七條關于證人證言的收集，首先規定由證人書寫，沒有書寫能力的，由他人或調查取證人代寫，核對后由證人簽字、蓋章或按手印。最后規定調查人員要做好詢問筆錄，并應由被詢問人簽字。刑事訴訟關于言詞證據收集規定的順序正好相反，筆錄在先，自行書寫在后，且證言不可以由別人代寫。

對有作案現場的違紀案件，既可以運用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的鑒定意見、勘驗檢查筆錄，也可以自行委托鑒定、勘驗檢查，特別是對有作案現場的非刑事案件，辦案人員還可以對現場進行勘驗，并作好記錄。現場筆錄是違紀案件所獨有的，涉刑案件只能由專門人員作出。

上述違紀案件證據取證方式的區別，充分體現了紀律審查特色，在方式上更為便捷、靈活，但必須要確保形式合規、內容真實。

（莢恒武 作者系安徽省紀委監委審理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