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族統治下的西晉王朝，是一個貪欲橫流、奢風盛行的時代。士族官員聚斂無度，競相奢華。丞相何曾“日食萬錢”，其子何劭“一日之供，以錢二萬”，比乃父翻了一番，而且“食必四方珍異”。尚書任愷不甘落后，“一食萬錢”，又大大超過了何家父子。至于富商巨賈石崇與皇親王愷創紀錄的爭豪斗富，更令人瞠目結舌。在“奢汰之害，甚于天災”的世風之下，胡質胡威父子潔己克勤，清廉為政，不啻污淖中的一股清風。

《晉書·良吏傳》載：胡質青年時代以“忠清”著稱于江淮之間。胡威自小受廉父胡質的教育熏陶，“早厲志尚”。其父胡質在荊州任刺史時，胡威從京師去看望父親，由于家貧沒有車馬僮仆，獨自一人騎毛驢上路。每至客棧，自己割草喂驢，親自拾柴做飯。草草填飽肚皮又隨同路的行人繼續前行。到了荊州，在父親處只停留十來天。臨走時父親用自己積蓄，買了一匹絹，作為胡威返程的行資。

胡威離開荊州之前，胡質部下有位都督請假回京。當他得知胡威與自己同路時，有意巴結，便暗中多備行裝，在百里以外的地方等候胡威，邀與同行，一路上每每資助胡威。胡威對此頗有懷疑。后來探知都督有意資助自己后，便把父親送他的那匹絹轉送給了都督，以表酬謝。回到京師后，胡威書信將此事告訴父親。胡質得信后將那個都督嚴加懲處，打了一百軍杖后，又將其除名。

胡質胡威父勉子勵，父清子廉，猶如鶴立獨步，“名堂著聞”于當朝。在胡威任南鄉侯、安平太守、徐州刺史期間，因他“勤于政術”，帶頭倡廉，所任職的州府不僅貪污腐敗現象大為減少，而且“風化大行”，在貪風彌盛的大氣候中，形成了少見的風清氣正的小氣候。胡威因此被擢升為右將軍、尚書，加奉車都尉。

晉武帝司馬炎統一全國之初，曾下令減免徭役，勸課農桑，使長期戰亂后的西晉出現了“太康繁榮”，似乎還真像個不錯的皇帝。他提拔胡威，委之以重任，也大有“肅貪倡廉”的架式。然而當胡威上“陳時政之寬”，提出抑制官僚貴族威福，嚴懲貪官的剛正建議時，晉武帝又顧左右而言他，未能接受。原來，西晉王朝賴以生存的政權支柱正是這幫腐朽透頂的士族官僚。作為士族利益總代表的司馬炎自然下不了決心，更沒有總結推廣胡威的廉政經驗，使廉政小氣候變為大氣候的。而這，也就決定了司馬氏的西晉必然是一個短命的王朝。

唐朝初期，歷史重演，如《貞觀政要》所記載：貞觀初年有位文武兼備的都督李大亮，為人剛正不阿，即使對唐太宗李世民也不曲意逢迎，阿諛討好。就是這樣一個“不會來事”的人，卻深受太宗的贊賞，并受到嘉勉。

貞觀初年，李大亮任涼州都督時，曾有一位由中央官署派出的使者到達涼州境內，看見當地有品種優良的獵鷹，就暗示李大亮進獻。李大亮沒有照辦，而是秘密地給唐太宗上了一道奏章：“陛下久已沒有打獵了，而使者前來求鷹，這如果是陛下的想法，就大大違背昔日的旨意；如果是使者自作主張，就是使者的過錯了。”

唐太宗看完奏章，頗為激動，并復信給李大亮：因你兼有文才武略，胸懷堅貞剛強的志向，所以委任你為邊陲重鎮的長官，擔當這樣的重任。近來，你在涼州鎮守，聲威業績遠揚邊陲，想到你的忠心、勤政，我睡覺也不能忘記。使者叫你獻獵鷹，你卻沒有曲意順從，援引古事論述今天，從遙遠的地方進獻忠直之言，展示了你的真心……古人說，一句中肯良言的價值，等于千鎰黃金。你所說的那些話，是非常可貴的……”唐太宗還囑咐李大亮在公務之余，多讀些古代典籍，學習前人之清廉。

李大亮之所以受到唐太宗的嘉獎，是因為他能以江山社稷的長治久安為重，敢于直言相諫，講真話、說實話。獵鷹在獵人手中是極好的打獵助手，可它到了皇帝手里，卻只能變成玩物。下級真正為上級負責，就不能干那些不分是非曲直，專門討好上司的勾當。相比于西晉司馬王朝，唐太宗不愧是一代明君，他對李大亮這種“不會來事”的屬下非但不怪，而且還提出嘉勉。胡質胡威父子的剛正不阿、李大亮的忠誠和唐太宗的公正，對于今天都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天長市紀委監委  朱家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