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要把“改”字貫穿始終，立查立改、即知即改，能夠當下改的，明確時限和要求，按期整改到位；一時解決不了的，要盯住不放，通過不斷深化認識、增強自覺，明確階段目標，持續整改。

——習近平2019年5月31日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這句話出自唐韓愈的《五箴》，其意是人最怕的就是不知道自己的過失，而知道自己錯在哪里卻不改，說明他是個沒有勇氣的人。

古人很注重改過。《周易》就講道“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宋李覯《易論第九》“過而不能知，是不智也；知而不能改，是不勇也”，強調了知過改過的重要性；明袁了凡在《了凡四訓》里，則結合自身經歷和畢生學養，講述了“知行合一”的改過之法。

“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犯了過錯，關鍵在于是否正確認識和對待過錯、能否改過從善。古往今來，先賢之所以受人尊重，正因為他們有“聞過則喜”的高風亮節，“知過不諱”的坦蕩胸襟，“改過不憚”的知恥后勇。知是改之始，改乃知之成，二者正向交互、相輔相成。對于廣大黨員領導干部來說，何以知過、如何思過、怎樣改過，不僅是衡量個人素質的標準，也是政治成熟與否的重要表現。

“知過”為先。有“過”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覺。《禮記·中庸》中有云：“聞過而終禮”，即一個人明白了自己的過錯，就會開始掌握行為規則，最終到達禮的境界。何以知過？一曰“重自省”。《亢倉子·訓道篇》說“君子檢身，常若有過”，《荀子》說“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圣賢們的“三省吾身”要義在于經常反躬自省、時時警誡自己。二曰“聽民聲”。民聲乃群眾之真意，若能虛懷而納之必能得其真、受其益。戰國時齊王采納鄒忌之諫，“燕、趙、韓、魏皆朝于齊”；漢高祖劉邦一生納諫不止，乃至逐鹿中原，建立起大漢王朝；唐太宗秉持“君有違失，臣須直言”的態度，屢屢支持并聽取魏征的直諫，為“貞觀之治”打下堅實基礎。反觀之，西周厲王對召公“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規勸無動于衷，凡議論其過失者立殺不赦，最終失國；吳王夫差不聽子胥之言，允許越國求和并下令撤兵，直到被“三千越甲”所破之時，方才自悔不已。

“過而不思，其過愈顯；過而思之，思而改之，善莫大焉。”思過是對自身的一種審視，是不斷糾正自我、完善自我的必經過程。如何思過？悔悟為第一階段。“悔者，善之端也，誠之復也。”有了悔意，方能轉化為改過遷善的行動。清人郭琇任吳江縣令時，上司余國柱是個巨貪，他也沒能抵擋住一些誘惑。后來新任上司湯斌到職后，著手整治官場貪腐之風，對郭琇的行為嚴加斥責，使其無地自容，悔恨不已。郭琇痛定思痛，和衙役一起挑來清水，把縣衙大堂沖刷得干干凈凈，并貼出告示：從前的郭琇已經死了，現在的知縣是另一個郭琇。從此，郭琇不僅自己清廉自守，而且還成了“打虎英雄”，被稱為“鐵面御史”。知恥羞愧，是郭琇“洗屋雪恥”的先決條件。思過還須明理。深刻剖析發生問題的原因，形成內心深處的清醒和下一步改正的方向，是思過的另一階段。

知過、思過，更要有改過之行，如此方為天下之大勇。王陽明心學有言：“悔悟是去病之藥，然以改之為貴。若留滯于中，則又因藥發病。”春秋時，晉靈公無道，濫殺無辜，臣下士季對他進諫。靈公當即表示：“我知過了，一定要改。”遺憾的是，晉靈公未能真正改過，殘暴依舊，最終被臣下刺殺。若是真心改過，務須即知即改、立行立改，絕不能藏著掖著、捂著蓋著、虛著飄著、慢著耗著，最后“諱疾忌醫”“病入膏肓”。明朝宰相徐階就為我們樹立了典范。一年，他擔任浙江省主考官，閱卷中間發現一名士子在八股文中用了“顏苦孔之卓”這個典，他百思不得其出處，遂批上“杜撰”，“置四等”。當時，凡卷子上有主考的不佳評語，考生照例要到堂上“領責”。這位士子捧著卷子上去，為自己申辯：“大宗師見教誠當，但此語出《揚子法言》，實非生員杜撰也。”徐階連忙從太師椅上站起來，應聲云：“本道僥幸太早，未嘗學問，今承教多矣！”然后“改置一等”。

把目光投射于我黨98年的崢嶸歲月，我們黨之所以偉大、光榮、正確，不是因為它不犯錯誤，而是它勇于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不斷勘誤糾錯。在大革命失敗后糾正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土地革命初期糾正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遵義會議及之后糾正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社會主義建設初期反思急躁冒進的失誤……一次次勇于自我糾正，一次次轉危為安，最終帶領中國人民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黨的十八大以來，這個優良傳統又有了新的傳承和發展。從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到“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到“兩學一做”學習教育，再到“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這是黨中央發揚刀刃向內的自我革命精神，向全黨發出的自我檢視的時代要求，是不斷立根鑄魂、糾正偏差的行動號角。我們相信，共產黨人的初心必能永不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必將越走越寬廣。（葉錦燦 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