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字伯涵，號滌生，晚清“同治中興四大名臣”之首，集軍事、理學、政治、文學、書法家于一身。一生為師、為將、為相頗有建樹，封一等毅勇侯，謚號文正；著述豐碩，其從政、治軍、為學、齊家等諸多領域的思想對近代影響較大。毛澤東曾說：“愚于近人，獨服曾文正”。

曾國藩在風云變幻的晚清社會，能取得如此成就，與其為官之道所恪守的要義密不可分。曾國藩認為，為官之要重在于“廉”。視其從政一生，時時從“四字”中得“廉”。

“理”中識“廉”。曾國藩為近代儒學大成者，學問精純，深研《管子·牧民》，“國之四維，曰禮、義、廉、恥……”，他認為清正廉明不僅影響到個人的前途命運，也維系人心向背，涉及國家的安危。他把不貪財，清正廉潔作為做官第一底線。那么怎樣才算一個廉潔的官員呢，他說：“身后蕭索，無以自庇，不特廉吏不可為”。就是說不要想著去攀附權貴，也不給別人阿臾奉承的機會，不求權貴的庇護，拒絕別人的拉攏，也不當別人的保護傘，那么你的身后(門庭)就很冷清，(如果)不是特別清廉的官員就做不到這些。由此可見，曾國藩對為官者清正廉潔重要性的認識多么深刻。

“儉”中求“廉”。曾國藩云“欲請廉字，須從儉字下工夫”。在他看來，做官想要清廉，必先儉樸。道光23年，曾國藩升任正五品官職，他沒有轎夫隨從，每天步行去上班。即使被笑話“寒酸”，他對此毫不介意，依然精神飽滿去辦公。咸豐4年，曾國藩在行政武昌時，已官至二品。在他的處所，“屋內除一張床，一張書桌，兩條木凳、三只大竹箱外，再無別物”?？梢娫鴩m身處高位，卻依然性情淡泊，行居簡約。為官為吏者只有節約簡樸，“廉”字才能在思想意識里落地扎根。恪守節儉不僅是經濟上摒棄胡花亂用行為，更是讓規矩根植于自己的思想。

“足”中守“廉”。“欲學廉介，必先知足”是曾國藩又一箴言。他認為做官要保持廉潔，必須先懂得知足。一個人不知足，任由欲望膨脹，就會欲壑難填，就會與廉潔奉公的要求背道而馳。一個貪婪的人，不會知足，也不會快樂。在曾國藩的家書中就有“畏止禍，足止貪”。知道畏懼，不去做違法亂紀的事，就能避免災禍;知道滿足，就不去過分的索取，就不會生出貪婪欲望。他告誡屬下與子弟，不是自己的財物，絕對不能有非份之想。他認為靠做官謀財積利，留給子孫是最可恥的事，也會禍害后人，為此，還留下“但留德與能，教兒須自行”的詩篇。

“勤”中促“廉”。曾國藩出仕做官后，給自己定了一個規矩，即“案無存牘，室無私錢”。意思是說辦公桌上絕不能有拖而不辦、尚沒處理的公文，家中不能藏有見不得人的錢物。他認為，一個不勤勞的人，肯定會有投機取巧的心思；為官之人，只有時刻勤勤懇懇于公務政事之中，留意之綱常法紀之內，才不會心生旁騖、妄越雷池。為學勤懇則學業長進，為事勤懇則事業可成功，為官勤懇則疆域得治。一個勤政為民的官員，只會廉潔自律，克己奉公，哪能貪贓枉法，傷害民生?

曾國藩能從一個守節賦閑的地方小官到位高權重的封疆大吏，與其勤勉廉潔的為政風范不無關系。他用理學家的眼光洞悉為政為官之道的清廉要義，并時刻不怠，身體力行，雖時過境遷，于今仍有可鑒意義。清正廉明是為官從政者的官德修養，也是做人的一種境界，更是人生的一大智慧。(來安縣施官鎮紀委 黃志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