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北宋名相，大多數人會想到范仲淹、王安石、司馬光。還有一位叫王珪的宰相，知道其名字的人未必很多，他就是成語“三旨相公”如假包換的主人公。

在崇尚文教的北宋王朝，王珪絕非等閑之輩，他是宋仁宗慶歷二年進士甲科考試的第二名，也就是榜眼，是學霸中的學霸。官修《宋史》說他“其文閎侈瑰麗，自成一家，朝廷大典策,多出其手，詞林稱之”。王珪為文華麗大氣，是朝廷的大筆桿子，得到文學圈內人士的認可。

王珪文章了得，但人品受到詬病，還是《宋史》說他“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道諛將順。當時目為‘三旨相公’”。所謂“三旨”是指上殿見到皇帝稱“取圣旨”；皇帝做了決定，稱“領圣旨”；退朝后告訴稟事的人“已得圣旨”。

王珪身居宰輔高位，其職責是負責頂層設計，對宋王朝的大政方針提出自己的對策建議，對于皇帝和大臣們的失職、失責、失誤提出糾正意見，而王珪對這些重要職責消極怠工，總是忙著起草文件這類本該翰林院低級別官員干的活，抓小放大。

對比一下王珪的同事王安石、司馬光：王安石為解決王朝的財政困境，敢于挑戰傳統，力排眾議，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勇氣，實行青苗法、免役法等一系列改革舉措，雖然這些改革是否符合當時的實際，效果如何至今還是見仁見智，但其擔當精神令人敬仰。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也是從他了解的民情和看問題的不同的角度出發，他與王安石是政見不同，他們之爭是君子之爭，同樣值得稱道。王安石、司馬光可謂性情中人，眼中只有國家和民眾，他們高調的言行容易樹敵，所以才有王安石兩度罷相，司馬光遠離權力中心十幾年。但王珪除了阿諛奉承，事業上無所建樹，不擔當，不作為，倒成了北宋政壇的“不倒翁”和“常青樹”，其與王安石、司馬光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計。

“三旨相公”王珪的當代版本就是以會議貫徹會議，以文件落實文件的某些黨員領導干部。表面看，對上級的各項決策部署，他們熱衷于第一時間層層開會，層層發文，上下一般粗，到基層檢查時只是走馬觀花，不解決實際問題。這些黨員領導干部沒有把心思放在如何將上級的會議精神和政策，針對本地的實際通過具體工作加以落實，缺乏擔當的勇氣，不做實功，只做熱熱鬧鬧的虛功，以致上熱下冷“中梗阻”，這是典型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

玩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那一套的“三旨相公”們危害匪淺，必須下氣力鏟除其滋生的土壤，擠壓其生存空間。當務之急是健全干部選拔任用制度，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以貢獻排座次，按實績論英雄，推動形成能者上，優者獎，庸者下，劣者汰的導向，要運用黨紀政務和組織處理措施，向那些抱有不干事就不會出事，習慣照搬照抄上級要求當傳聲筒的“太平官”們亮劍，讓他們不再心安理得混日子。同時要將容錯糾錯機制落到實處，按照“三個區分開來”的要求，寬容干部在改革創新中的失誤錯誤，給敢擔當敢作為，敢拼敢闖的干部吃下“定心丸”，激發黨員干部干事創業的內生動力。只有讓愿意干事，敢于擔當的干部有市場，不想干事，不敢擔當的干部沒市場，“三旨相公”們的日子越來越難過，倒逼他們振奮精神，擔起他們本應擔當的責任。（蚌埠市淮上區紀委監委 周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