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話函詢，是處置一般性違紀、一般性職務違法問題線索的一種常見方式，重在核實有關情況，據以作出相應處理，促使黨員干部以及監察對象增強紀律意識。但實際工作中，由于一些關鍵環節工作處理不好，其實效常常打折扣。

適用情形把握不準。黨內監督條例第三十一條規定，“接到對干部一般性違紀問題的反映，應當及時找本人核實，談話提醒、約談函詢，讓干部把問題講清楚……”監督執法工作規定明確，對反映監察對象一般性職務違法的問題線索，可以依法采取談話函詢方式進行處置。怎樣界定“一般性違紀”“一般性職務違法”？實踐中，有人將這兩個概念與“輕微違紀”“輕微職務違法”和“涉嫌違紀或者職務違法、職務犯罪”混為一談，導致本該進行談話提醒、批評教育、責令檢查、誡勉等處理的，或者本該給予暫存待查、予以了結的，進行了談話函詢；甚至把本該進行初步核實的，也進行了談話函詢。筆者認為界定這兩個概念，第一，要充分體現黨中央和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對全面從嚴治黨形勢、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形勢的判斷，堅持實事求是，綜合考慮政治效果、紀法效果、社會效果。第二，要深入了解本地區本單位政治生態實際、經濟社會發展狀況，被反映問題的性質，以及被反映人的工作、思想實際和廉潔方面的情況，包括以往其被反映的問題及處置情況等。第三，要辯證地認識、分析問題，科學權衡已經造成或可能造成的不良影響或損害、損失等，對問題作出精準研判。

事前功課準備不足。在談話方面，突出的有三點：一是談話人選擇不佳。監督執紀工作規則在“談話函詢”一章規定，“談話應當由紀檢監察機關相關負責人或者承辦部門負責人進行，可以由被談話人所在黨委（黨組）、紀委監委（紀檢監察組、紀檢監察工委）有關負責人陪同；經批準也可以委托被談話人所在黨委（黨組）主要負責人進行”。但實踐中很多情況都是委托下級黨組織有關負責人談話，忽視談話人身份對談話效果產生的影響。為保證談話實效，若反映問題比較具體，在確定談話人時，宜以紀檢監察機關相關負責人或者承辦部門負責人來談為首選。二是對被談話人的情況了解不透。特別是對其家庭背景、性格特點、愛好、履職表現掌握不全面、不深入，對敷衍應付、漠然視之、不配合談話的，找不到恰當的引導方法，發生冷場問題時，找不到話題用以解圍。三是對與談話主題相關的政策法規掌握不夠。在涉及專業性較強的問題時，遇到談話對象辯解，不能回答其提出的問題，特別是面對反映籠統的問題線索，在談話對象提出異議時，不能有效應對、做出令其信服的解釋，甚至陷入無言以對的尷尬境地。

談話交流技巧匱乏。一是談話開場生硬。比如，有的在談話開始前，缺乏必要的思想開解和心理疏導，不能讓談話對象體會到組織信任和關愛的溫度，難以消除顧慮、坦露心跡。二是用語冷峻、不合時宜。有的從開始通知被談話人，就埋下不好的“伏筆”，比如確定談話時間不與談話對象溝通商量，給其“強硬”感覺，事實上，如遇其生病住院、開會、培訓、出差等特殊情況，應該視情調整。有的缺乏換位思考，沒有足夠耐心讓談話對象把話講完，不恰當地使用類似“你聽著”“你別說”等言語，即使需要進行必要的打斷時，也不善于運用溫和的引導技巧。三是把握不住重點。進行談話函詢，重在核實被反映問題，讓干部把問題講清楚，要嚴格按照批準的方案進行。雖然也可以讓談話對象對涉及的其他問題予以說明，但不能過于糾纏，也不能混同于“談話提醒”“誡勉談話”，一味提整改要求。

事后相關工作不到位。主要有三點：一是督促“說明”“檢討”不夠。監督執紀工作規則規定，“被談話函詢的黨員干部應當在民主生活會、組織生活會上就本年度或者上年度談話函詢問題進行說明，講清組織予以采信了結的情況；存在違紀問題的，應當進行自我批評，作出檢討。”黨內監督條例也明確，領導干部應當在民主生活會上把群眾反映、巡視反饋、組織約談函詢的問題說清楚、談透徹，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提出整改措施。有的被函詢人既沒有“說清楚、談透徹”，也沒有開展切實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有的甚至在“說明”“檢討”時連基本要素都說不全，敷衍了事，而對這些工作，有時候督促不到位。二是材料入檔不及時、不規范。監督執紀工作規則明確，開展談話函詢的材料應當存入廉政檔案。但實際中，有的僅滿足于談話函詢后的“案結卷成、事畢歸檔”，而忽視將其談話筆錄、書面說明等重要材料按要求復制整理，及時存入廉政檔案。三是抽查核實工作欠缺。有的滿足于“一談了之”“一函了之”，過于依賴單一的談話或函詢材料，片面相信被談話函詢人，清一色地予以采信了結，助長其“不過如此”的輕松過關心態。有的在對被談話函詢人說明、解釋內容抽查核實上，要么缺乏責任擔當、不愿作為，要么缺乏核實方法、不會作為，讓心懷“只談不查”僥幸、矢口否認存在問題、企圖蒙混過關的人得逞。（作者王書生單位：河北省紀委監委駐省文化和旅游廳紀檢監察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