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安徽桐城，首先去看的，是六尺巷。

六尺巷的故事，文字記載最早見諸清末民初桐城派作家姚永樸的《舊聞隨筆》：“張文端公居宅旁有隙地，與吳氏鄰，吳越用之。家人馳書于都，公批詩于后寄歸，云：‘千里修書只為墻，讓他三尺又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吳聞之感服，亦讓三尺。其地至今名為六尺巷。”

張文端公，即張英，安徽桐城人。康熙年間，官拜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今天，六尺巷成為有名的家風教育基地，吸引無數游客專程打卡游覽，這很好理解——在張英如此家教下，張氏子孫大都能謹守家風，克承祖訓，或蜚聲朝野，或著節巖疆，或噪譽文壇，或樹望梓里，名垂史傳。先后出現“三世得謚”“六代翰林”等人文盛況，可謂“門族清華，世代簪纓”。

在張家的家風家教中，一個重要的關鍵詞，就是“儉用”。

張英一生著書頗多，關于家風的著書，最能流傳后世的是《聰訓齋語》。在《聰訓齋語》中，張英特別推崇《譚子化書》訓“儉用”的內容。如“天子知儉則天下足，一人知儉則一家足”“儉于嗜欲則德日修，體日固”等。他一生謹慎奉行，也這樣教育要求子孫。

張英在《聰訓齋語》中說：“以儉為寶，不止財用當儉而已，一切事常思節嗇之義，方有余地。”“儉于居身而裕于待物，薄于取利而謹于蓋藏，此處富之道也。”張英把“儉用”的內容歸納為“儉于飲食，可以養脾胃；儉于嗜欲，可以聚精神；儉于言語，可以養氣息非；儉于交游，可以擇友寡過；儉于酬酢，可以養身息勞；儉于夜坐，可以安神舒體；儉于飲酒，可以清心養德；儉于思慮，可以蠲煩去憂”八個方面。

彼時，清朝經過數十年的休整和發展，經濟繁榮，社會風尚也隨之出現一些鋪張奢靡之氣。但位極人臣的張英卻儉樸無奢，其妻吳氏也奉行節儉，一件青布衫穿好幾年不丟棄，某日補衣時，竟被別家的奴婢誤認為張家的幫傭。

張英歸桐城后，一切果品菜蔬都是自家園圃所產，而無山珍海味、香甘肥膩之物。張英年老，為補續血氣，每日服人參一二錢，當得知桐城米價一石不超過四錢，日服人參價格與之相當，甚至是其兩倍時，便不再服人參。自述“歸田以后，誓不著緞。”原因是，綢緞雖華麗可觀，但它一沾灰油便改色，不可洗不可染，價格又比湖州縐綢與絲綢貴六七倍，所以只穿湖縐、文布等普通衣服。“冬則羔裘，夏則蕉葛。一切珍裘細悉屏棄之。”

節儉意味著克制，有時還會被人誤認為吝嗇而加以嘲笑，年輕人往往會因為面子上過不去而感到害羞。張英卻認為大可不必，他垂訓子孫，每每聽見別人譏諷自己“儉”“慳”“嗇”時，無需臉紅，因為這其實是“美名”“美事”。

他還教育子孫遠離聲色貨利：“人生于珍異之物決不可好”。否則，浪擲千金，不得其樂，反受其累。更不可學習“人家子弟，鮮衣怒馬，恒舞酣歌，一裘之費動至數十金；一席之費動至數金。”十余石、百余石稻谷都不足以開銷，而佃戶終年勞苦，每一石稻谷都來之不易，不能如此糟蹋。

張廷玉秉承父親“儉用”家風。他寢處皇帝賜居戚畹舊園十余年，生活十分儉樸，連日用器具都不齊全，“所有者皆粗重樸野，聊以充數而已”。

張廷玉告誡子孫“生富貴之家”，切不可“染紈绔之習”。但他對百姓疾苦，卻憂戚在心，必欲盡力以解困。康熙四十八年，桐城東鄉陳家洲遭受水災，他立即動員兄弟子侄捐款捐物，賑恤災民。雍正十一年，他奉命回鄉舉行祭父大典，途經河北時發現水災嚴重，旋即奏請朝廷開倉賑濟。此后又將祭父大典所余銀兩捐修了桐城東門外的“良弼橋”。乾隆四年，他得知鄉里歉收，貧民乏食，立即馳書家人捐谷一千石，并囑弟侄輩精心籌劃，以成善舉。（刁興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