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千年來，中國文化積累了豐富而深厚的修養身心的理念和方法，它們被認為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基點。王安石說：“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為政于天下”，認為只有為政者情操高尚，品行端正，才能不負重托，治理好家國天下。

無我。在漫長的文化發展中，傳統修身之道有著豐富的“公義”思想和實踐。《尚書·周官》講：“以公滅私，民其允懷”，意思是說，用公心消滅私欲，人民就會信任歸向于他。《管子·心術下》也講：“（氣者）充不美，則心不得；行不正，則民不服。是故圣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這是引導人們要內心充滿正氣，行為端正無私，像天地一樣沒有私心偏頗，才能廓然大公，“公則天下平矣”。王陽明指出：“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息天下之邪，非至善無以化天下之惡”，只有公正無私，才能兼善于天下，最終成就“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大同境界。

廉潔。廉潔就是不茍得，不妄取，不受不義之財，它要求為官者秉公執法，正直無私，不因財賄而出賣良心和原則。《呂氏春秋·忠廉》講：“臨大利而不易其義，可謂廉矣。”即面對重大利益而不為所動，不改正直本色，這可稱之為“廉潔”。古人之所以倡導為官者清正廉潔，因為“當官之法，惟有三者：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祿位，可以遠恥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也就是說，唯有清廉、謹慎、勤政，才可以保持官職，避免身敗名裂的下場。歷史上著名的清官包拯，為勸誡子孫后代清正廉潔，在其《家訓》中寫道：“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后，不得葬于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

正氣。修身之道，首先是修正自己的言行舉止及習性，這就是所謂“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就是說，如果行為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就要反過來檢查自己的視聽言動，以便修正、改進，為之后成事奠定基礎，只有自己行為端正，才能“其身正，不令而行”。而反求諸己的方式在于“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強”，這就是要有自省、反思和自我超越的精神，只有這樣，才能見賢思齊，不斷提高自身境界和素養。在自我提升的基礎上，古人也講求“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也”，“君子義以為質”，意思是說，君子對于天下的事情，沒有特別贊成的，也沒有特別反對的，一切以是否合乎正義、道義為判斷標準。

躬行。傳統修身之道還尤為重視切實躬行，踐履不輟，不尚空談，這一文化傳統至今仍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周易·蒙卦》講：“君子以果行育德。”就是說，君子以果決的行動培育自己的德行。“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為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于我哉？”如果不能做到，對道德精義領會得再深刻，也只是空洞的言論，于己無益。因此，石成金在《傳家寶》中講：“說得千般明曉，不如行得一事到底。”對于為政一方的官員，更要以實干為準，“君子當官任職，不計難易，而志在必為，故動而成功”。真正做事、實干，無須巧言令色，只需篤定而行，終將花開見佛，“欲人之信己也，則微言而篤行之。……行久而名譽遠”。

民本。古代士人君子修身從政，均以施行仁政為目標。所謂仁政，就是要養民、惠民、安民、教民，使民眾衣食無憂，安居樂業，并能受到教化。《尚書·大禹謨》講：“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即政德的表現在于推行善政，而善政在于養護民眾，因此，真正的政德就是以民為本。而以民為本，首先就要維護民眾的利益，富民惠民。“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二程也指出，“為政之道，以順民心為本，以厚民生為本，以安而不擾為本”。在養民、惠民的基礎上，還要安民、教民，只有讓民眾普遍受到教化，整個國家和社會才能安定祥和，永續發展。“躬道德而敦慈愛，美教訓而崇禮讓，故能使民無爭心而致刑錯。”“致刑錯”，就是通過道德禮儀的教化，使民眾通達事理，禮讓無爭，無人觸犯法律而使刑法擱置不用，這無疑是國家和社會治理的良好境界。

不渝。古人修身講求志向堅定，毫不動搖，甚至置生死于度外。《論語·子罕》講：“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就是強調志向堅定的重要性。《論語·衛靈公》又講：“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就是說，有志于仁德的人，不會為了茍且偷生而損害仁德，寧可失去生命也要成就仁德。屈原在《離騷》中也講：“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同時，中國文化以“道”為文化的最終依歸，并形成了一以貫之的“道統”，為維護和弘揚這一道統，古往今來，歷代士人君子無不殫精竭慮，堅忍不拔，一如既往地身體力行，踐履不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中國文化綿延幾千年，始終展現出對精神追求的持之以恒和矢志不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