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紀中期至十七世紀中期，即明代晚期，中國遇到了社會轉型的機遇，憑借著在絲綢、瓷器等方面的強大的制造能力與出口優勢，與任何國家進行貿易都是順差，全世界白銀資本（貨幣）總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通過貿易渠道流入中國。明王朝的當政者們，面對好好的一局棋，最后滿盤皆輸，走向滅亡，這是什么情況？樊樹志先生的《朝廷與黨爭》一書，從晚明王朝朋黨之爭為切入點，進行了深入而深刻的解讀。

書中大量引用《明神宗實錄》、《萬歷邸鈔》等明代官方文獻，全方位反映明王朝皇帝與朝臣、朝臣與朝臣間各樹山頭，各立門戶，無休無止地窩里斗，最終耗盡了王朝的氣數。

第一座山頭是萬歷皇帝朱翊鈞與鄭貴妃拉起的帝后黨。作為皇帝，朱翊鈞根本不把江山社稷當回事，與朝臣們開展曠日持久的“爭國本”。所謂“國本”，是指立太子，確立皇位的接班人。按照祖制，皇位接班人遵循嫡長子繼承制。也就是說，繼承人首先從皇帝與皇后所生的兒子中選定，如果沒有，則從皇帝與其他宮妃之間所生兒子中挑選年齡最大的。朱翊鈞與皇后沒有生兒子，他與王姓宮女所生的兒子朱常洛是長子，朱翊鈞寵幸文藝女青年鄭貴妃，愛屋及烏，偏愛與鄭貴妃所生的兒子朱常洵，他心中的皇位繼承人是朱常洵，朱常洛根本不受待見。從他當皇帝的第十四年起，就有朝臣上疏，請立朱常洛為太子，朱翊鈞應付的策略只有一個字——拖，他以各處借口敷衍。朝臣們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韌勁一而再，再而三所上的奏疏，大部分被“留中”——壓在手里不交內閣討論。有的奏疏言辭激烈，萬歷皇帝憤怒之下爆粗口、書中引用了他下的幾道詔旨，其中“這廝”是個高頻詞，翻譯成今天的話就是“你這個混蛋”，令人感嘆一國之君的修養如此沒有下限。有些朝臣，如言官（監察官）孟養浩因此被打了一百棍，革職為民。

萬歷二十九年，萬歷皇帝實在拖不下去了，才將朱常洛立為太子。為立太子，皇帝與朝臣竟然打了十五年的口水仗！朱翊鈞一己之私心，透支了公信力，與朝臣們離心離德，怪不得御史馬經倫在奏疏中發牢騷“皇上今日以泥沙視賢才，以草芥待臺省，辱國傷重，莫此為甚！”

第二個山頭則是朝臣們以出生地為界，結為朋黨，開展黨爭，主要是浙黨、齊黨、昆黨等。這些飽讀圣賢書的朝廷重臣根本沒有大局觀，一心只想著如何排斥異己，將自己人放在重要崗位上，為此抱團取暖，不問是非，以人劃線。書中尤其提到內閣首輔沈一貫作為浙黨首領，指責東林書院人士是“東林黨”，竭力排斥打擊。整個萬歷時期，朝臣們最主要的工作是吵架，打擊對手，真是亂紛紛你方唱罷我登場，烏煙瘴氣。

黨爭最終導致其后的天啟時代，心智不全的朱由校當皇帝，宦官魏忠賢趁機把持朝政，他所領導的閹黨殘酷鎮壓東林人士，使得朝中正人為之一空。魏忠賢還自導自演造神運動，各地官員為拍馬屁，不遺余力耗費民脂民膏，給魏建生祠。更有甚者，國子監生陸萬齡，居然向天啟皇帝提出在堂堂最高學府國子監旁建造魏忠賢生祠，讓文盲魏忠賢配祀孔子，皇帝居然同意了！

有道是自作孽不可活，明王朝歷經萬歷、天啟兩位皇帝的折騰胡鬧，以及只有利益沒有是非的黨爭，其滅亡是應有的結局，怪不得后世的史學家們普遍有“明實亡于萬歷”、明亡于黨爭的共識。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正如樊樹志先生指出的，明王朝一度經濟繁榮，但政治體制沒有進行相應改革，沒有把內憂與外患消弭于無形的能力，走向了末路，其教訓值得我們吸取。

黨爭并未隨著明王朝的滅亡而徹底消亡，十八大以來被查處的嚴重違紀違法的黨員干部中不乏搞山頭主義者。據中國紀檢監察報報道，甘肅蘭州市委原副秘書長金晉哲是已落馬的甘肅原副省長虞海燕的“心腹”。在虞海燕擔任蘭州市委書記期間，金晉哲竟要求其分管的年輕干部學習虞海燕和自己的講話，寫出學習心得匯報，甚至還編印成冊，并按每個人的忠誠度予以不同程度的使用提拔。

那些熱衷山頭主義的干部，“我的地盤我做主”，搞小圈子，搞人身依附，把黨的干部變成他們的家臣，其危害不可小視。今年新修訂的紀律處分條例規定，黨員領導干部在本人主政的地方或部門自行其是，搞山頭主義，拒不執行黨中央的大政方針，甚至背著黨中央另搞一套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或開除黨籍處分，這給熱衷于搞拉山頭，搞宗派者當頭棒喝。

山頭主義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作為黨委（黨組）、紀檢監察部門，要充分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將反對山頭主義落實落細到日常工作中，使黨員干部明敬畏，守規矩，讓搞山頭主義的人沒有市場，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倡導清清爽爽的同志關系，規規矩矩的上下級關系，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凈化黨內政治生態，如此，我們黨才能避免重蹈明王朝的覆轍，帶領全國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夢。（蚌埠市淮上區紀委監委駐區人民法院紀檢監察組組長  周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