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司馬遷傳》指出：“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zhì)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班固在此提出了實錄的兩條標準。其一，其文直，其事核，即文字要質(zhì)樸，說事要真實。其二，不虛美，不隱惡，即善與惡都要說，不為尊者諱，秉筆直書，全面真實地呈現(xiàn)歷史人物和事件的原貌。凡是讀過《史記》的都知道，《史記》是一部百科全書的巨著，體大思精，既有歷史的記錄，又有文學的描述，何以稱為“實錄”呢？可以從三個方面加以理解。

其文直 其事核

文直事核是實錄的最基本精神，也是歷史著述最基本的方法。它要求史家作史有據(jù)，要全面地占有材料，承認客觀事實的存在，全面而系統(tǒng)地直書史事，不做任何曲筆或漏略。司馬遷寫歷史，全方位地展現(xiàn)社會生活，他寫了各色人物的傳記，反映了歷史的本質(zhì)，這是實錄精神的一種反映。

實錄精神要求對具體史實的載述，要符合事實的本來面目，不能隨從流俗和習慣，要對訛傳的史事作細致的調(diào)查和考證。史料真實是史書可信的基本前提，凡是嚴肅的史家都會廣泛地搜集史料，并加以審慎地考訂和選擇，寫出真實的歷史，揭示歷史的真相。孔子作《春秋》，只記人事活動，不記誣妄之說。司馬遷作《史記》，以繼《春秋》為己任，從學術(shù)思想、撰述方法和著史實踐上全面繼承、發(fā)展了孔子的原則，創(chuàng)立了“考信于《六藝》”“折中于夫子”“厥協(xié)六經(jīng)異傳，整齊百家雜語”的考信標準和考訂方法，為后世史家樹立了求真的楷模。司馬遷在許多篇章作出交代，說明所引據(jù)的史籍或其他根據(jù)。如《五帝本紀》：“予讀《春秋》《國語》。”《殷本紀》：“自成湯以來，采于《書》《詩》。”《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司馬遷所記殷商諸王世系，為新發(fā)現(xiàn)的甲骨文所證實，為此，西方學者大為驚嘆，認為“中國人有深刻的歷史意識”。

不虛美 不隱惡

“不虛美，不隱惡”，就是記敘態(tài)度嚴謹，反映事實準確，不僅善惡必書，而且恰如其分：對“善”不虛張，對“惡”不隱諱。司馬遷記敘歷史事件和人物，一般不做全盤肯定或否定，而是原原本本講清人物言談行事，以及事物的變化和發(fā)展，依據(jù)事實，給予客觀的評價。例如，司馬遷反對秦朝的暴政，卻肯定秦朝的統(tǒng)一之功和制度體系；司馬遷頌揚漢家一統(tǒng)，卻又深刻地揭露了漢家帝王的一些隱私和弊政；司馬遷肯定項羽滅秦之功，把他塑造成一個叱咤風云的英雄人物，但也批判了他的殘暴不仁。特別是對高祖劉邦的記述堪稱典范。劉邦是西漢王朝的開國皇帝，是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是位有遠見卓識、智謀過人、善于用人、從諫如流的布衣皇帝，但是司馬遷沒有完全寫他的豐功偉績，沒有一味地歌功頌德，而是寫了他流氓無賴的一面，寫了他性格上的缺點，如好酒好色、言行粗魯、奸詐圓滑等等。司馬遷力求做到尊重客觀的歷史實際，寫出實錄的歷史，還歷史真實的面貌。

“不虛美，不隱惡”，不僅要求史家作史要有根有據(jù)，全面系統(tǒng)地直書史事，而且要求史家具有求是、求真的高尚史德。不僅需要眼光，而且需要膽量和氣魄。唐代的劉知幾特別肯定了司馬遷的“述漢非”，指出史家直筆，貴在對現(xiàn)實生活不合理部分的批判。“述漢非”，從高祖一直到漢武帝，下到各級官吏，無論儒生還是酷吏，對百年漢史的整個面貌，都做了深刻的“微文刺譏”。難怪東漢的王允把《史記》斥為“謗書”，足見司馬遷批判的力度之大。試想，如果一個史家沒有批判現(xiàn)實的勇氣、沒有愛憎分明的立場、沒有直言不諱的精神，那么史家就喪失了史德，也就沒有史家的地位和歷史的價值。

遙情想象

也許許多朋友會有疑問，如果說《史記》中有實錄的部分可以承認，但是《史記》中還有許多對話、獨白以及場景、細節(jié)描寫，具有想象的成分，怎么能稱為“實錄”呢？這個疑問自《史記》問世以來，存在了兩千余年，許多學者從不同角度、不同層次進行了探討。當代的錢鐘書在《管錐篇》中進行了概括：“史家追敘真人真事，每須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shè)身局中，潛心腔內(nèi)，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幾入情合理。”錢鐘書認為歷史學家撰寫史書，不能像文學家一樣隨心所欲虛構(gòu)情景，而要立足實際，潛心研究，仔細思考，要合情合理，尊重歷史事實。他所概括的這種“遙情想象”的方法，對于認識《史記》中具有想象特征的內(nèi)容，有撥云見日般的指導(dǎo)意義。《史記》中這部分具有想象特征的內(nèi)容，都是司馬遷基于史料及民間素材，據(jù)人物性格和生活邏輯，加以自己的經(jīng)驗，經(jīng)合理遙體揣摩而形成的。目前學術(shù)界普遍認為，《史記》主干實，枝葉虛，只有細節(jié)的虛構(gòu)，是合理的遙情想象。

司馬遷記載“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為的是傳之久遠，深恐“文采不表于后世也”，所以要著意刻畫人物形象，“面目活現(xiàn)”，故在他所寫的史事中添加某些細節(jié)的補充和想象，這是符合歷史真實的。事實的真實，只是說明發(fā)生了什么事，歷史的真實是要揭示為什么發(fā)生這件事，所以合情入理的想象與評析補充是合乎邏輯的。以“鴻門宴”為例，按史筆寫：“某年某月某日，劉邦與項羽會于鴻門，嫌隙稍解。”幾十字足矣，而司馬遷卻鋪陳了1000余字的大塊文章，補充了許多史事和細節(jié)，展示了兩大集團君臣的智略與斗爭藝術(shù)。整個情節(jié)驚心動魄，有對話、有神態(tài)、有起伏、有高潮，扣人心弦，故事性強。細節(jié)揭示了人物性格與處事風格，道出了成敗的原因，從而反映了最大的真實。這就是運用“遙情想象”的生動事例。《史記》通過“遙情想象”的獨特方法，把歷史寫活了，使后人讀之，猶如身臨其境。因此，《史記》中這些“遙情想象”的內(nèi)容，雖不是實錄，但合情入理、合乎邏輯，是對實錄有益的補充。

黑格爾說過：“中國歷史作家的層出不窮，繼續(xù)不斷，實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了的……尤其使人驚嘆的，便是他們歷史著作的精細正確。”《史記》作為中國正史的第一部，以“實錄”的面貌展現(xiàn)在世人面前，為后世史書作出了表率。（作者：楊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