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學者焦循《易馀籥錄》卷十五曰：“余嘗欲自楚騷以下，至明八股，撰為一集。漢則專取其賦，魏、晉、六朝至隋則專錄五言詩，唐則專錄其律詩，宋專錄其詞，元專錄其曲，明專錄其八股，一代還其一代之所勝。”這是清人對中國文學“一代有一代之勝”的精辟概括，其中“楚騷”即楚辭，它通常被認為是繼《詩經》后的又一座文學高峰。

楚辭之產生與祖國的壯美河山息息相關

楚辭，“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是戰國后期誕生于楚國的、具有濃厚地方特色的新詩體。首創楚辭體的是大詩人屈原，繼作者有楚人宋玉、唐勒、景差等。降及漢代，此體更盛，文人“名章繼作，通號‘楚辭’”，“楚辭”遂變為特定詩體的通用名稱。西漢成帝時，劉向搜集屈原、宋玉及其模仿者的作品編成《楚辭》一書，于是“楚辭”又成為詩歌總集的書名并沿用至今。

陸游在《偶讀舊稿有感》中說：“揮毫當得江山助，不到瀟湘豈有詩？”楚辭之產生，與祖國的壯美河山息息相關。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說“楚，澤國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國也。迭波曠宇，以蕩遙情，而迫之以崟嵚戌削之幽菀，故推宕無涯，而天采矗發，江山光怪之氣，莫能掩抑”，道出了楚地瑰麗奇偉、光怪陸離的山川風物對楚辭創作的影響。國學大師劉師培云“南方之地，水勢浩洋，民生其際，多尚虛無……（屈原之文）敘事紀游，遺塵超物，荒唐譎怪”，指出荊楚的地理環境孕育了楚辭浪漫、奇幻的想象。南朝著名文學評論家劉勰曾感慨：“若乃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屈平（屈原，名平，字原）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此言得之，正因有壯美河山之助，輔以屈原本人的高尚情操與天才創作，才有了楚辭的誕生。

需要說明的是，楚辭固然屬于楚國文化特產，但南北文化的交流、民族的融合與時代精神的激蕩對其產生同樣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清代經學大師皮錫瑞曾說：“三百篇后，得《風》《雅》之旨者，惟屈子楚辭。太史公云：‘《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楚辭）實兼有《國風》《小雅》之遺。”這真是高屋建瓴的觀察。表面看來，屈賦未曾引《詩經》或孔子之語，似乎并沒有受到以《詩經》為代表的中原文化的影響，實則楚辭對《詩經》的取法不在表面形式而在其內在精神。屈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卻仍上下求索、心系家國天下，其憂憤形諸詩歌，“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這正是對《詩經》風雅精神的承繼與弘揚。至于楚辭之行文，則深受戰國縱橫之風的影響。縱橫家們為達到游說目的，常反復組織語言，其文辭大多鋪張揚厲、氣勢縱橫。對此，多次擔任楚使“應對諸侯”的屈原絕不陌生。試觀《招魂》《大招》“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極盡鋪采摛文之能事，縱橫之風的浸染顯而易見。

“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風貌，最能引領一個時代的風氣。”楚國先民系自中原南遷而來，世代定居荊楚，它曾長期有意與中原各諸侯國保持距離。一個典型的例子是，魯僖公四年（前656年），齊侯伐楚，楚成王竟派使臣對齊桓公說：“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對此，著名史學家童書業先生解釋說：“齊在山東北部，楚在湖北省及河南南部，而有‘北海’‘南海’之別，‘風馬牛不相及’，足證其時‘天下’之觀念甚小，與戰國以后絕不相同。”但隨著文化交流與民族融合的不斷深入，到戰國中后期，楚國已“南卷沅、湘，北繞潁、泗，西包巴、蜀，東裹郯、邳”，時人甚至有“橫則秦帝，縱則楚王”的說法。此時的楚人開始舍棄過去那種狹隘的區域意識，試觀《招魂》“東方不可以托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等說法，可知楚人對“天下”的認知已與“自黑水至東海，衡山之陽至于朔方，經略萬里”的漢代人無異。倘若我們統觀《離騷》《招魂》《大招》等楚辭作品，則不難發現，經過幾百年的文化交流與民族融合，到戰國后期，追求政治清明、向往和平安定、渴望疆域一統已成為中華民族的共同文化心理，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已然呼之欲出。

楚辭不僅與戰國時代同美共生、相得益彰，也沾溉后世無限

關于楚辭對中國文化的深遠影響，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指出“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以屈原及其代表作為例，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是光照千秋、感人肺腑的愛國主義精神。《離騷》中“望崦嵫而勿迫”“恐鵜鴂之先鳴”“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屈原無時無刻不在為祖國和人民的前途與命運殫精竭慮。“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圣哲以茂行兮，茍得用此下土”“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這是屈原在“瞻前而顧后兮，相觀民之計極”后得出的歷史經驗——勤修德政、善撫黎庶才能得到民眾的擁護，驕奢淫逸只會落得傾覆的下場。屈原希望楚王汲取“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長”的慘痛教訓，效法“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的古圣先賢之道，“舉賢才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可惜屈原的政治主張威脅到楚國舊貴族的利益，加之他性格耿直忠烈，多次被令尹子蘭、上官大夫、楚王寵妃謠諑與誣陷，結果“謁忠誠以事君”“專惟君而無他”的屈原“反離群而贅肬”，成為“眾兆之所讎”，日益被楚王疏遠，直至流放。此時的屈原本可另謀出路。眾所周知，戰國中后期是人才流動異常頻繁的時代，朝秦暮楚、楚材晉用是極其常見的現象。但屈原對楚族、楚地乃至楚國的一草一木都有著真摯深沉的愛，他秉承著“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的理念，堅持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強敵入侵，國土淪陷，他痛定之后引吭高歌，“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秦楚鏖戰，郢都陷落，流放途中的他最牽掛的仍是百姓疾苦，“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貶謫既成，山高水闊，但距離的相隔并未阻礙屈原對故土的眷戀與熱愛，以至于夢魂相赴，“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即便是他心死已極，意欲自沉以喚醒世人時，還心心念念“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林云銘的《楚辭燈》“屈原全副精神，總在憂國憂民上”，這是何等堅貞、純潔、崇高的愛國情感！經過千百年的凝聚、無數次的激發，它早已經成為所有中華兒女共同的社會心理認同，這種情懷與力量曾無數次支撐我們度過漫漫夤夜，也一次次助力我們成就新的輝煌！

其二是“獨立不遷”的操守與在逆境中敢于堅持真理的勇氣。屈原早年即作《橘頌》托物言志，橘樹“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的品質分明是夫子自道。中年為讒佞謠諑外放，屈原的內心極度痛苦，“情沉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也。心郁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而詒兮，愿陳志而無路”，在這種情況下，有人勸屈原“懲于羹者而吹齏兮，何不變此志也”，既然“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那就應當與世浮沉、隨波逐流。屈原的回答是“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寧赴湘流，葬于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屈子既不忍棄故國故君故民于不顧而“遠逝以自疏”，又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與世俗同流合污，則惟有赍志“伏清白以死直”了。屈原“蘇世獨立”、誓死捍衛真理的精神鼓舞了無數仁人志士，李白的《江上吟》感慨“屈平辭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張耒的《屈原》憤慨“楚國茫茫盡醉人，獨醒惟有一靈均”，陸游的《哀郢二首》悲嘆“《離騷》未盡靈均恨，志士千秋淚滿裳”，直至近代，魯迅猶云“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屈原精神成了安頓歷代士人心靈的家園。

其三是批判現實的勇氣與砥礪不懈的求索精神。屈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故極力抨擊世道之澆漓，“變白以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鳳皇在笯兮，雞鶩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在這黑白顛倒的荒謬世界里，“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屈原毫不避諱地指出，楚王的昏庸是楚國政治黑暗的根源，“諒聰不明而蔽壅兮，使讒諛而日得”。他感慨生不逢時，“湯禹久遠兮，邈而不可慕也”，甚至產生了“既冰心兮皎潔，上問天兮胡不聞”的悲天之疑。王士禎《回中詩集序》說：“夫《離騷》之于君，非不忠也，然而其詞懟；伯奇之于父，非不孝也，然而其詞傷。彼皆不幸而值家國之變者也。”袁行霈在《中國文學史》中說，屈原“為了理想而頑強不屈地對現實進行批判的精神，早已突破了儒家明哲保身、溫柔敦厚等處世原則，為中國文化增添了一股深沉而剛烈之氣，培養了中國士人主動承擔歷史責任的勇氣。這是屈原及其辭賦對民族精神的重大貢獻”。批判之外，屈原始終在探求問題的解決之道。《離騷》的主人公上天入地、反復穿梭于歷史、現實與天界，“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天問》一共提出172個問題，內容涉及宇宙萬物之生成、歷史人事之興衰與楚國的現實政治，是對先秦時期天文、地理、歷史、哲學知識的全面總結與反思。“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在“上九天攬月”“下五洋捉鱉”已然成為現實的今天，我們仍有必要不斷重溫屈原那種對未知世界的好奇與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它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持續騰飛的不竭力量源泉。

（李浩 作者單位：河北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