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元振，聽這個名字，似乎勾不起人們的一絲印象。

沒錯，他只是宋朝一個知州，一個并不出名的官員，打開百度搜索，甚至連他的生卒年都沒有找到。不過，宋太宗端拱三年(989年)，宋太宗隆重獎賞了兩位官吏，一位是鄆州知州姚益恭，另一位就是時任白州知州的蔣元振。

史載：“元振清苦厲節，親屬多貧，不能贍養，聞嶺南物賤，因求其官，寄家潭州，盡留俸祿供給，元振啜菽飲水，縫紙為衣;為政簡易，民甚便之。秩滿遷，轉動使乞留，凡七八年不得代。”

短短一段話，將蔣元振為官之道刻畫的淋漓盡致。無論以舊時還是今人的眼光看，主動要求到嶺南地區為官似乎是十分不明智的。通讀史書，嶺南往往是官場失意者被貶之處，甚至有學者專門研究過嶺南的“貶官文化”。嶺南大致相當于現在的兩廣和海南地區，氣候炎熱，兼有瘴氣。

唐宋時期，嶺南的人口密度很低，地廣人稀，農業生產多為落后的粗放經營，耕作方式“往往魯莽，一犁之后，無復用力”。從行政級別看，嶺南地區也是末等。

為什么選擇去這樣一個不宜居也不利官場發展的地方任職?竟然是因為太過于貧困，無法養家，而“嶺南物賤”。可見元振的清廉已經不僅是美好的品質，更上升到一種可貴的精神境界。我想，他也曾經苦苦思索，如何能在廉潔為官的同時還能掙到足夠贍養親屬的俸祿。他坐在思維的秋千上蕩來蕩去，最后還是沒有定下完美的答案。

習近平總書記曾說過：“為官發財兩條道”。元振最終可能琢磨出了這個道理，所以寧可選擇去偏遠落后卻“物賤”的嶺南，儉以養廉，也不留在“膏腴重地”搜刮民脂民膏。而今的公職人員，雖然談不上大富大貴，收入也足夠家用了。即使在中央反腐敗的高壓態勢下，為什么腐敗現象依然層出不窮，反腐敗形勢依然嚴峻復雜，在同一個系統內，甚至在同一個單位腐敗分子為何前“腐”后繼?

無非是因為心中欲火太過旺盛。西漢文學家劉向說：“嗜欲者，逐禍之馬也。”古往今來，多欲就是導致災禍的主要根源之一。很多人正是因為控制不住心中那頭猛獸，才會被拖拽進腐敗的泥潭，最終自食苦果，悔恨終身。而元振卻甘愿“啜菽飲水，縫紙為衣”。日子清苦如此，他卻勤于政務，且力恤貧苦，輕賦役，因而得到了百姓的擁護愛戴。及至其任職期滿，當地百姓自發地再三通過轉運使‘乞留之’。因此，他雖然任期屆滿，卻“七八年不得代”。

歷史上的清官們莫不如此。《范文正公言行拾遺事錄》中曾記載道，范仲淹做官幾十年間，未增加一名仆役，至死也未置辦一處宅第。最后“殮無新衣，友人醵資以奉葬。諸孤無所處，官為假屋韓城以居之”，真正做到了清清白白。毛主席也是節儉的典范。他睡硬板床，穿粗布衣，生活極為簡樸，一件睡衣竟然補了73次、穿了20年。

放眼現實，一些領導干部當官了希望再升官，升官了就渴望發大財，發財了又想起“關心”親屬們，“一人得道”不夠，還要“雞犬升天”……以至于被欲望的洪水吞沒，自毀前程，給自己和家人帶來覆水難收的無盡苦痛。

習近平總書記曾用“慎獨、慎初、慎微、慎欲”這四個“慎”，告誡領導干部培養和強化自我約束、自我控制的意識和能力，做到“心不動于微利之誘，目不眩于五色之惑”。其中“慎欲”，就是告誡領導干部一定要清心寡欲，在這個物欲橫流、金錢至上的社會留住一顆初心，一顆為人民謀幸福的初心。

蔣元振，這個名不經傳的小官，在歷史的長河中，似乎早已被浪花淹沒。但在我眼里，他卻是一位可以流芳百世的清官，這種儉以養廉的廉政思想依然堪稱后世楷模，可崇尚之。(天長市紀委監委 陳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