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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傳手”，本意是指排球運動中接對方來球后，專門擔任第二次傳球組織進攻的隊員。然而在基層工作中，我們常會看到這樣一些干部：有的喜歡高談闊論、發號施令，指揮別人多、自己干得少；有的怕負責任、擔風險，爭功諉過多、勤勉盡責少；有的熱衷于以會議落實會議、以文件落實文件，執行政策照抄照搬，將工作交辦給下級了事……諸如此類，被群眾稱為“二傳手”干部。
中央近期出臺《關于進一步激勵廣大干部新時代新擔當新作為的意見》，將進一步壓縮“二傳手”型干部在黨內的生存空間。
掌握公權力的人，我們稱為“干部”，俗語叫“做官”。但不管什么叫法，“干”和“做”都是排在第一位的，如果某些掌握了公權力的人，只想享受“官”的權力——行官勢、擺官腔、打官話（魯迅），卻不想承擔“官”的責任和使命，我們應該給這樣的干部怎樣定性呢？中央早已指出，這就是典型的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鄧小平同志斥之為“最卑鄙的個人主義”！
干部干部，先干一步。老一輩共產黨人在這方面為我們樹立了杰出典范——文革結束后，鄧小平同志復出，他飽含深情地說：“我出來工作，可以有兩種態度：一種是做官，一種是做點事情。我想，誰叫你當共產黨人呢？既然當了，就不能夠做官，就不能有私心雜念，不能夠有別的選擇。”
1950年春夏之交，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5兵團（司令員鄧華）所轄第40軍（兵團副司令員兼軍長韓先楚）、43軍（軍長李作鵬）陳兵瓊州海峽北岸，準備解放海南島。當時由于此前解放軍在攻擊金門和登步島的兩次渡海作戰中遭遇嚴重失利，一線士氣低落、缺乏信心，中央對解放海南的戰役非常謹慎、猶豫，要求前線部隊暫緩攻擊，待條件成熟后再打。鄧華和李作鵬都同意中央意見，唯獨韓先楚力陳己見，他認為一旦拖到4月下旬，臺風季來臨，解決海南問題全年都沒戲。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兵團、四野發報請戰，在沒有結果的情況下，他甚至越級請示中央軍委、毛主席，力陳打的必要和不打的弊害，最終獲得中央認可，在臺風來臨前五日發動渡海作戰，一舉解放了海南。試想，如果當初韓先楚只滿足于當上級決策和指示的“二傳手”，沒有對黨和人民事業赤膽忠誠、力排眾議的擔當，就沒有現在的海南。
黨的事業不需要“二傳手”，每名黨員接球后都是組織進攻的實施者和責任人。從黨的總書記到普通黨員、基層干部，不論身處什么部門、負責什么業務，要把工作做好，都必須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撲下身子”加強調查研究，強化責任擔當，做到有為方能有位。（泗縣紀委監委 劉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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