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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美學講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講求言簡意賅、凝練節制,講求形神兼備、意境深遠,強調知、情、意、行相統一。我們要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傳承中華文化基因,展現中華審美風范。
“意境”“境界”是中華美學的關鍵詞,與之相關的“審美境界”“人生境界”也有重要的地位。中華美學推崇詩意化的人生境界,這一審美傳統既有深厚的傳統哲學為根基,也有豐富的審美實踐作支撐。
真善美合一的人生境界,對中華士人人生哲學的形成起著引導作用,還被轉化為其審美境界的重要內涵
中華美學推崇詩意化的人生境界,這一審美傳統建立在儒釋道哲學的基礎之上。很早以來,中華哲學就已形成了重視人生境界的各種思想和學說。例如,先秦儒家以恢復禮樂文明為己任,把圣賢人格作為理想的人生境界,講究溫柔敦厚、中庸節制、文質彬彬,志在建設和諧有序的理想世界。道家對禮樂制度持批判的態度,以自然無為為文化理想,認為道法自然、逍遙自在、不被物役的真人才是最高的人生境界,因此,它追求個體的生命自由和精神自得,以及“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的存在感。佛教禪宗注重個體生命智慧的開啟,采用權宜說法、方便法門,強調當下即是、獨特唯一的感悟,于是,充當生命的覺者成為禪宗向往的人生境界。
我們也應注意,無論是儒家、道家,還是佛教,在人生境界論方面又存在相通之處。例如,它們都認為人生境界是真、善、美的統一,而不是以二元對立的思維對待理想與現實的關系。儒家講美善合一,又把“渾然與物同體”“民胞物與”等作為求真的境界。道家注重體道求真,逍遙人生,各適其性,但實際上,從老子到莊子,都把善作為真、美合一的前提,《道德經》有很多地方提到道德問題,《莊子》有很多篇目描述高尚的德行,可見,道家也追求真、善、美的統一。佛教對善的強調無需多講,不過,佛教對真和美的訴求卻別有意味。它追求的真是指真如、真諦,是個體對世界的真實體驗,而不是知識理性,它追求的美也不是世俗意義上的美感,而是以般若空性為內涵的微言妙意,審美不過是傳達佛理的中介而已。
為了提升人格理想和人生境界,中華哲人也提出了相應的進修功夫?!洞髮W》有“三綱八目”之說,孟子主張“養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充塞天地,周敦頤“觀天地生物氣象”,王陽明“致良知”,董其昌“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都屬于人生境界的進修之路。這種真、善、美合一的人生境界,對中華士人人生哲學的形成起著引導作用,還被轉化為其審美境界的重要內涵。
馮友蘭、宗白華等對人生境界有所論述。馮友蘭把人生境界分為四個層級: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宗白華則把人生境界分為五個層次:功利境界、倫理境界、政治境界、學術境界、宗教境界。其中,功利境界主利,倫理境界主愛,政治境界主權,學術境界主真,宗教境界主神。這五層境界能概括一切嗎?其實不然。因此,宗白華又在學術境界與宗教境界之間劃出一塊領域,作為主美的“藝術境界”。宗白華說:“以宇宙人生的具體為對象,賞玩它的色相、秩序、節奏、和諧,借以窺見自我的最深心靈的反映;化實景而為虛境,創形象以為象征,使人類最高的心靈具體化、肉身化,這就是‘藝術境界’?!保ā蹲诎兹A全集》第2卷,《中國藝術意境之誕生(增訂稿)》)在他看來,藝術的形式結構,如點線的組織、色彩或音韻的和諧,與生命情緒的表現交融為一,創構一種“藝術境界”。巍峨崇高的建筑表現出一種境界,悠揚清妙的音樂啟示著另一種境界。宗白華所說的“境界”,屬于審美境界。
淡泊名利、參透榮辱的精神志趣有助于開啟清凈的心源,影響著超凡脫俗審美境界的生成
從中華哲學派生出來的美學精神,特別強調超越世俗物欲、功名利祿對審美心胸的遮蔽或阻滯,從某種意義上講,審美活動能使心性復歸本真狀態,使心境變得活潑自在,這是中華傳統士人的人生境界和審美理想。道家主張心無所懸,遠離得失計較,臻于自由自在的超然境地。莊子欣賞超然物外的處世態度,認為聲色、氣味、得失、進退等會對人性造成戕害,假如被外物所役,被境相牽系,心靈就會不得自由,乃至喪失天性,無法抵達理想的狀態。
禪宗主張平常心即道,隨心自在,破除對外在境緣的執著。所謂“擔柴挑水,皆是妙道”,遇境觸緣,暢達自在。心體廓徹澄明,自性清凈靈明,參透聲色,滌蕩毀譽,勘破榮辱,淡化名利。禪宗秉持般若空觀,藝術家也以此作為審美人格或精神境界,試圖超越卑瑣的生存狀態,使生命的智慧大放光明,照亮有價值和意義的人生。
在道家哲學和佛教色空觀的啟發下,中華美學推重超然物外的精神,對藝術家的人生境界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被物役,不為境牽,成為最基本的性情頤養的功夫。他們心胸淡然,知足自樂,不喪己于物,也不失性于俗。這種淡泊名利、參透榮辱的精神志趣有助于開啟清凈的心源,也成就了藝術家卓爾不群的曠達品格,還影響著超凡脫俗的審美境界的生成。
在中華美學領域,由于士人作為精英階層身份特殊且貢獻突出,士人美學居于中華美學的主流位置,每當社會變遷、文化轉型時期,士人總是首先覺醒,擔負起文化傳承的重任,且在審美理論和實踐中建構起新的傳統,成為中華美學發展的重要特征。蘇軾倡導“士人畫”,就是以張揚士人的審美情趣的體現。在他看來,士人進行繪畫創作,有比一般畫工更高的文化素養和自由心境,他們不以精雕細琢見長,而以游戲的態度任性為之,這與其超然物外的審美境界有關。他們崇尚自然平淡,突破藝術門類限制,認同繪畫和園林充滿詩意,或以草隸奇字之法作畫,或以畫法論小說戲曲。這些不同的藝術門類為何能彼此溝通,并行無礙?這是因為,它們都要表現超逸不群的士氣,具足特立獨行的精神,藝術應棄絕甜俗蹊徑,不落匠人習氣,不拘成規習法,至于藝術創作的具體技法如何,這倒并不是士人畫關注的中心。
在當今消費主義盛行的大眾傳播時代,這種不為世俗榮辱所累、不被名利爭執所牽的美學精神仍然具有不可忽視的文化價值。假如藝術家自甘沉淪,一味地迎合市場的口味,或墮入物欲的深淵,就會導致審美趣味的低俗、理想的缺失、精神的淪陷。藝術家一旦遠離自在的心境,本真的生命狀態就無從顯現,更不可能創作出有內涵的佳作。這無疑是背離中華美學精神的。對于當代藝術而言,這種破境執、顯真性的造境功夫傳統對于凈化審美空氣、提升審美人格、鍛煉受眾品位,都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詩意人生往往就體現在日常細微的生活當中,需要以唯美的眼光去發現與照亮
依照馮友蘭、宗白華對人生境界的層級劃分,最高境界在于天地境界或宗教境界。這類最高的人生境界也是中華美學孜孜以求的審美境界,它們不是客觀的世界,卻可在審美活動中得以體證。審美境界有高低之分,詩意化的人生境界接近審美境界的最高理想。因此,審美境界不能停留于事功狀態,也不能滿足于道德訴求,它以與天地合一、與造化同流為旨歸。莊子說“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郭象講“玄同彼我”“與物冥合”,都有審美境界的意味??鬃优c曾皙等弟子言志,莊子在濠梁之上感受游魚之樂,陶潛采菊東籬的悠然生活,蘇軾赤壁之上對天地變與不變的感嘆,都在泯滅物我、是非、主客、內外等的二元對立,復歸于生命與天地合一、與造化同流的境界。這是人生境界,也是審美境界,體現出神圣感、莊嚴感和崇高感。
在中華藝術發展史上,歷代士人都以詩意化的人生境界相標榜。他們笑傲江湖,對酒當歌,或登臨懷古,漫游騁懷,參加雅集,以文會友,酬唱抒懷,由此舒卷性情,安頓性靈,從而實現詩意化的人生境界。他們仰觀俯察,靜參宇宙,或縱浪大化,或向往漁樵逸趣,駕一葉扁舟,在天地間悠游往來。這是詩意人生的表征,映現出超越世俗化生存的理想。
在追求詩意人生的士人看來,生活世界處處蘊藏著美的因素,值得深情地玩味和欣賞。松濤陣陣,清流泠泠,灘聲入耳,風琴入懷。清音雅韻滿耳,勝似玉管朱弦。微風、細雨、野徑、纖草、藤蔓、枯木、飛鳥、牧童、遠山、細流……無處不是意境悠然的水墨畫卷。這契合士人的情趣和理想,因而被他們轉化為審美境界。生活世界的自然景物和普通事物為士人的棲居添加了詩意,也使其深切感受到與他者共在的愉悅,體驗到個體與宇宙、自我與世界的和諧為一。在這種本原一體的和諧共存狀態,構成了一種不同于實用理性的新型關系,這種新型關系是人與世界的審美關系,人成就了自身,世界的意義也得以彰顯,萬物活潑自在,情趣盎然。他們欣賞自我,珍重當下,以同情的眼光觀照世界,有情遍及萬物,普通事物也具有了與藝術同等重要甚至更高的地位,這都是在張揚詩意化的人生境界。
琴棋書畫、詩酒雅興、休閑娛樂、賞玩清鑒,這是中華傳統士人詩意生活的寫照。陶潛撫弄無弦,王羲之蘭亭雅集,林逋梅妻鶴子,蘇軾把酒問天,米芾拜石稱兄,李漁閑情偶寄……對詩意人生境界的追求代不乏人,已發展為中華藝術的象征性符號。這種詩意人生不是神秘主義,也不是貴族階層的身份標志,它往往就體現在日常細微的生活當中,需要以唯美的眼光去發現與照亮。王羲之說“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蘇軾說“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都強調生活世界是詩意人生的依托,因此,契合天地萬物的生命節律,契合人世間的美妙存在,表現生生不息的宇宙情懷,就是極高的審美境界,《樂記》講“大樂與天地同和”,大概就是對這種天地境界的默然神往。
(湯凌云 作者系湖南理工學院中文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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