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有“艱難締造”的紅色錦旗

黑色別爾克小轎車

簽有周恩來名字的法幣

見證魯明林岡婚禮的紅綢

周恩來隨身攜帶的鋼紙箱

他溫文爾雅，風度翩翩，才智超群；他鞠躬盡瘁，情系人民，唯獨忘己……42年前，人民的好總理周恩來離開了我們，但歲月從未沖淡人們對他深深的思念。今年3月5日，是周恩來誕辰120周年紀念日，推出系列特別策劃以表達對他的深切緬懷和崇高敬意。

一面寫著“艱難締造”的錦旗

■李嶼洪

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陳列著這樣一件展品，一面寬35厘米、長72厘米、上面寫著“艱難締造”四個大字的紅色錦旗。它承載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艱難締造的歷程，留下了人們對那段歷史的深刻記憶。

1927年，蔣介石和汪精衛相繼叛變革命，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遭到血腥屠殺。為了挽救革命，中國共產黨決定以武裝斗爭來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政策，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并任命周恩來為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7月27日，周恩來到達南昌，與朱德、賀龍、葉挺等人對起義進行了周密的準備和詳細的計劃。

8月1日凌晨2時，一聲槍響劃破寂靜的夜空，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領導中國共產黨掌握和影響下的國民革命軍兩萬余人，在南昌舉行的武裝起義爆發了！

中國共產黨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

經過數小時激戰，到凌晨6時，城內的敵人全部被肅清，起義軍占領了南昌城，共殲敵3000多人，繳獲大量槍炮彈藥。

南昌起義成功了！此時旭日剛剛露出地平線，經過戰爭洗禮的南昌城在曙光的映襯下格外生機勃勃，戰旗在城樓上迎風飄揚，勝利的捷報傳遍大街小巷。

南昌起義后，周恩來領導中共前敵委員會對起義部隊進行了整編。從此，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有了一支自己的革命軍隊，在這支部隊里走出了后來人民解放軍的六位元帥：朱德、賀龍、劉伯承、聶榮臻、陳毅和林彪。

1942年8月1日南昌起義15周年之際，身處重慶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同志們回想起那個激動人心的夜晚，想到我軍建立的艱辛歷程，更想起了周恩來為人民軍隊建立所作出的巨大貢獻，決定制作一面錦旗。

他們找來了一塊紅色綢緞，由董必武手書，從右至左寫下“艱難締造”四個大字，并在其后豎書“獻給南昌起義奠定八路軍初基的領導者周恩來同志”字樣。最后，大家紛紛簽上自己的名字，有董必武、鄧穎超、徐克立、張穎、劉昂等28人，落款為“一九四二年八一紀念日獻”。

南昌起義是一段刻骨銘心的記憶，周恩來將錦旗收下，并交由鄧穎超妥善保管，這面錦旗被兩位偉人珍藏了50年之久。

今天，我們的人民軍隊已經走過了90多年的歷程，哪里有危難他們就會出現在哪里，深受老百姓的愛戴。他們也承載著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遺志，更不負周恩來等人的“艱難締造”。

一張記錄“兩航起義”的法幣

■翁宏業 楊曉慧

1946年5月，周恩來同志率領中共代表團在南京與國民黨政府進行和平談判。

一個盛夏的晚上，國民黨空軍的五位飛行員走進了新街口的一家冷飲店，突然發現里間一張桌子旁邊坐著兩位面熟的人，這不是周恩來先生和鄧穎超女士嗎？他們對共產黨主張和平的真誠態度非常敬佩，早就想見見中共代表周先生，于是，就推選出一位叫林雨水的飛行員作為代表走到里間說：“我們久仰周先生大名，今天能見到萬分榮幸，我們都是歸國華僑，是回來參加抗戰的，現在日本人投降了，可是國民黨又要打內戰，我們都不愿意自相殘殺。”

周恩來客氣地給他們讓座后說：“為了實現和平民主，我們正在與國民黨進行談判，你們這些年輕人都很愛國，解放區也有許許多多像你們這樣的年輕人，希望你們有機會到解放區看看。”

五位飛行員異口同聲地表示：“我們決不打內戰。”談話進行得愉快而隨和，五位飛行員想請周恩來簽名留念，但因為身上都沒有帶筆記本，只好從口袋里掏出五張全新的五百元法幣，請周恩來在上面簽名，周恩來欣然應允，在法幣上一一寫下“周恩來”三個字。

這次偶然的相遇，給國民黨的五位飛行員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讓他們認清了當時的局勢，更加堅定了他們向往光明、要求進步的決心。林雨水暗暗地想，他一定要到解放區看看。

第二年，國民黨政府撕下了和平的假面具，內戰爆發了，五位飛行員毅然脫離了國民黨空軍。其中一位飛行員林雨水回到香港進入了中央航空公司，在中央航空公司期間，林雨水不時了解周圍人的思想活動情況，掌握他們的動態，幫助做些革命工作。

1949年11月9日，林雨水參加了震驚中外的“兩航起義”。他駕駛著中央航空公司的525號客機參加了起義，林雨水終于回來了，他用自己的行動實現了許下的諾言。

他曾深情地說：“我這一生始終堅定一個信念——為了中華民族的富強而生活。

一段見證“忠貞愛情”的紅綢

■翁宏業 楊曉慧

1946年至1947年，國共南京談判期間，中共代表團在南京工作的人員先后有2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年輕人。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領導成員，一方面和國民黨代表、美方代表進行艱苦的談判斗爭，另一方面對年輕人的生活乃至婚姻大事關懷備至。正如許多老同志回憶的那樣，當時談判斗爭雖然艱苦，但是我們在周副主席身邊，卻像生活在一個大家庭那樣和諧溫馨。一段紅綢就是大家庭溫馨的歷史見證。

那是1946年夏天的一個傍晚，“大家庭”忽然熱鬧起來，原來是在《新華日報》工作的28歲的魯明和26歲的林岡喜結良緣。大家都來了，唱啊、跳啊，可高興了！最使他們難忘的是敬愛的周副主席和鄧大姐也在百忙中抽空來了，給婚禮增添了隆重和歡樂的氣氛。

由于當時談判相當艱苦、生活也很艱苦，根本就沒有什么禮物送給二位新人。當參加婚禮的同志感到歉意的時候，細心的鄧大姐叫身邊的同志設法找來了一段紅綢，請德高望重的董必武題詞。董老欣然揮毫一氣呵成“天作之合”四個大字，緊接著周恩來、鄧穎超、陸定一、廖承志、潘漢年、宋平等幾十位同志也紛紛簽名，表示祝賀。火紅的紅綢映紅了每一個人的臉頰，濃濃的革命情誼由手指傳向心尖。

1947年初，國共談判破裂。當國民黨政府驅趕中共代表團的工作人員回延安時，環境相當險惡，代表團的許多物品沒法帶走，但魯明對這件珍貴的禮物倍加珍惜，珍藏在身，由重慶帶到延安，又由延安帶到西柏坡，最后又帶到北京，直到1986年中共代表團梅園新村紀念館的同志去北京征集周恩來在南京談判期間的相關文物時仍保存完好。

國共南京談判期間，像魯明和林岡這樣在梅園新村結為伴侶的共有六對青年。每當一對新人結合時，周副主席和鄧大姐都要深情地囑咐：夫妻之間既是革命同志，又是愛人，應當努力做到“八個互相”：互敬、互愛、互信、互勉、互助、互讓、互諒、互慰，這樣才能搞好夫妻關系，才能永遠攜手前進。

這“八個互相”無論在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送給年輕伴侶們的無價厚禮，同時也是周恩來、鄧穎超作為模范夫妻的真實寫照。

一輛密見“佩劍將軍”的小轎車

■翁宏業 楊曉慧

這輛牌照為“京1645”的黑色別爾克小轎車，是1946年5月中共代表團由重慶遷來南京后因為工作需要在上海購買的。在國共南京談判期間，周恩來多次乘坐這輛車與國民黨代表進行談判，拜訪民主人士共同呼吁停止內戰，親自護送地下黨員到安全地帶，還在這輛車上會見過一些重要人士。

1946年夏末的一天，別爾克小轎車駛出梅園，經長江路疾駛而去。車內周恩來一邊盯著后面緊緊跟蹤的吉普車，一邊吩咐司機把特務甩掉。司機憑著高超的駕駛技術，在大街小巷內穿來穿去，忽快忽慢，最后趁著路口紅綠燈交替的一剎那，猛踩油門，甩掉了特務。

汽車來到一條僻靜的路上，只見一個中年男子正在獨自散步，他就是中共特別黨員，長期戰斗在敵人心臟里的張克俠。他的公開身份是國民黨徐州第三綏靖區副司令，也就是電影《佩劍將軍》中賀堅的原型。這次，他從徐州來到南京，十分渴望見到周恩來，親耳聆聽黨中央對當前時局的分析和指示。由于梅園周圍環境險惡，為了不暴露張克俠的身份，這輛黑色的小轎車就充當了會面的場所。

小轎車緩緩駛來，張克俠迅速上車，小車立即開動。張克俠緊緊地握住周恩來的手，叫了聲：“周副主席！”周恩來親切地問候道：“克俠同志，你辛苦了。”啊，同志，這稱呼是多么親切啊！張克俠頓時激動得熱淚奪眶而出。周恩來感慨地說：“不容易啊，二九年入黨，十幾年來一直單獨戰斗在這樣一個特殊的崗位上，黨和人民是不會忘記你的。”

小車沿著僻靜的街道行駛著，車內張克俠匯報著徐州的軍事戰況，周恩來仔細地聽著，詢問著，判斷著，最后鄭重地指示道：“要向國民黨的高級將領和帶兵的人，說明我黨的政策，指明出路，選擇有利時機，爭取大部隊起義。”

就在這次車中的秘密會面后不久，淮海戰役打響了。在關鍵時刻，張克俠遵照周恩來的指示積極策劃準備部隊起義。這次起義的成功，對于徐州戰局的變化以及淮海戰役的勝利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現如今，這輛小轎車已成為珍貴的國家一級革命文物，是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和革命傳統教育的極好教材，南京人民愿意把周恩來在梅園新村的談判歲月和生命蹤影永遠留在南京。

一只裝著“公仆情懷”的鋼紙箱

■相瑋 陳國民

1963年12月14日，周恩來總理出訪埃及，下榻在開羅國賓館。晚上9點多鐘，一輛黑色轎車從賓館駛了出來，聚集在門外的外國記者見是周恩來的專車，當即駕車追蹤而去。轎車停在中國駐埃及大使館，車門打開，下來的是一位中等個頭的男子。尾隨的記者們立刻注意到，他下車時手里拎著一只箱子。有認識的記者說，他是周恩來的衛士長成元功。那箱子里裝的是什么呢？

記者們帶著疑問，飛車趕回國賓館，等待周恩來的專車回來。成元功回來下車時，記者們看到，他手里拎的還是那只箱子，而且還牢牢地上了鎖。

箱子里裝著什么呢？有人說，箱子里可能裝的是核按鈕；有人說，箱子里裝的可能是保密的通訊工具；還有人說箱子里裝的是中國的最高機密。

那么，箱子里到底裝的是什么“秘密”呢？

這只箱子是經過特殊工藝處理的特種紙做的鋼紙箱，長79厘米，寬45.5厘米，高18.5厘米，是1954年周恩來出席日內瓦會議時，衛士長成元功用周恩來的出國津貼臨時購買的。這只鋼紙箱伴隨了周總理的每一次出訪并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因為在這只鋼紙箱里，確實藏著周總理的一個重要“秘密”。

周總理十分注重儀容風度，尤其是他穿的衣服，件件都是有棱有角、整潔干凈。但是他穿的衣服卻從來都是“外表華麗，內在節儉”，襯衣、襯褲都是穿破了補，補好了再穿，周而復始。領口、袖口等部位容易磨毛、磨破，就把磨破的領口、袖口重新換一下。可是久而久之，換過兩三次領口、袖口的衣服大面積破舊，不便送到訪問國賓館的洗衣房去洗，而且也經不起洗衣機的攪拌，只能拿到我國大使館，請人用手洗。送衣服的時候，隨行警衛都要再三囑咐，要輕輕洗，輕輕揉，如果用力過猛，衣服就壞了。

當時，中國駐阿聯的陳家康大使的夫人徐克立同志實在看不過去,就自己出錢給周總理做了兩身新襯衣。成元功忐忑不安地將這兩套新襯衣拿到周恩來的面前，向他說明了新衣服的來歷。周總理堅決讓成元功把新襯衣退了回去，他說：“我這樣做是不是有點過分？我看不過分，前提是我們國家還一窮二白。身為國家的總理，我怎樣做不是我一個人的事，這表明我提倡什么。”

周總理的出國訪問，有時是連續不斷的，有一次一連訪問了十四個亞、非、歐國家。他是一國總理，有關他的一言一行，穿衣戴帽都在新聞媒體的“捕捉追蹤”之中。如果稍有不慎，壞襯衣被哪位新聞記者發現了，哪怕是遠距離拍下一個鏡頭，也會被一些對我國不友好的國家列為證據：看，中國窮得連他們的總理也穿這樣破爛的衣服！周恩來身邊工作人員深受總理教誨，當然知道保密工作的重要性。于是，這只鋼紙箱剛好就派上了用場。每天晚上周恩來換下襯衣后，馬上就由成元功把衣服裝進箱子，上了鎖送到大使館，再把洗好曬干的襯衣裝進箱子、上了鎖帶回國賓館。讓各國記者倍感好奇的箱子里裝的不是什么國家高級機密，更不是什么核按鈕，而是周總理每天換洗的破舊襯衣。

“神秘”的鋼紙箱，不僅裝著周總理的破舊襯衣，也裝著周總理對外交無小事的縝密細致，裝著他始終堅持艱苦樸素的優良作風，裝著他大有大無的崇高品質和心系百姓的公仆情懷。

2009年4月21日，習近平同志在參觀淮安周恩來紀念館時感慨地說：“周恩來生前沒有留下什么遺產，他留下了精神財富。我們只能是見賢思齊，要學習這種精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