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后期，湖南雙峰出了一位連毛澤東都“于近人獨服”的“晚清第一名臣”曾國藩，他多次通過家書教育家人：“凡人多望子孫為大官，余不愿為大官，但愿為讀書明理之君子”，“銀錢、田產(chǎn)最易長驕氣逸氣，我家中斷不可積錢，不可買田，爾兄弟努力讀書，決不怕沒飯吃。”他臨危之際，留下“我做官三十余年，官至極品，而學業(yè)一無所成，德行一無可許，老人徒傷，十分惶恐慚愧。今將永別，特立四條以教汝兄弟：慎獨則心里平靜；主敬則身體強健；追求仁愛則人高興；參加勞動則鬼神也敬重”的遺囑，對其子孫后世的影響十分深遠，其長子曾紀澤成為清朝后期出色的外交官;小兒子曾紀鴻一生鉆研數(shù)學;孫子曾廣鈞中進士后，終老翰林;曾孫、玄孫輩中大都出國留學，實現(xiàn)了曾氏“長盛不衰，代有人才”的遺愿。

“家風”亦即“門風”，作為一種特有的“文化”現(xiàn)象，是可以一代一代傳承、延續(xù)，逐步形成相對穩(wěn)定的，特定的風俗、習慣、作風。對于領導干部而言，其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非同小可，因此其家風并不屬于私域，而是一個嚴肅的政治問題。新修訂的《中國共產(chǎn)黨廉潔自律準則》第八條明確指出，中國共產(chǎn)黨全體黨員和各級黨員領導干部要“廉潔齊家，自覺帶頭樹立良好家風”。領導干部手執(zhí)權力重器，自當帶頭從家庭做起，以家風建設助力作風涵養(yǎng)，以家庭和睦引領社會和諧。

新時期，許多黨員干部留下了不少“家教經(jīng)典”，令晚輩耳濡目染，成為“言傳”和“身教”的典范。黨的好干部、蘭考縣委原書記焦裕祿，在其大女兒中學畢業(yè)時，許多縣直機關都表示，可以安排好其工作，而焦裕祿全部婉言謝絕，直接安排到基層，到縣醬菜廠上班，如此好的家風至今都影響著后人，吸引著全國各地的黨員干部到焦裕祿同志紀念館參觀、學習、膜拜。“死后，請把我的骨灰埋在東山……”，福建省東山縣委原書記谷文昌在去世前向組織訴說了唯一一樁心愿，并要求家人在其去世后拆了家中的電話，連同組織配發(fā)的手槍、自行車等一并上交組織。鳳陽縣小崗村第一書記沈浩用他的言行忠實踐行對黨、對人民的莊嚴承諾，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然而卻沒有時間孝敬深明大義的老母親……

從清朝的曾國藩，到建國初期的焦裕祿，到新時期的谷文昌、沈浩等，其良好的家風，影響著家人，也影響著后人，這種好家風帶入社會，就形成良好的社會風尚，進一步推動著黨風政風，影響著廣大黨員干部砥礪前進，指導著廣大黨員干部在祖國各條戰(zhàn)線上為建設成小康社會而努力奮斗。

好家規(guī)帶出好家風，好家風培育出好兒女，而不良的家風，如同鮮花掩映的陷阱，錯位的親情好像溫柔軟滑的絞繩，引導家人走向歧路。蘇榮一人當官全家撈錢，上演“全家腐”；周本順“家風敗壞”，對親屬放任縱容，因此，當家長倒臺后，家庭成員被“一鍋燴”就不足為奇了。(淮北市杜集區(qū)紀委 李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