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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利（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原主任、教授，現任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在民國初年，徽州各地掀起修譜熱潮。我對其進行了研究，對照其他族譜，《魚川耿氏宗譜》在當時著力強調國民教育和職業教育之《祖訓》是一種創舉，確實是難能可貴的。我在2017年主編的《明清以來的績溪社會》（北京師范大學出版集團·安徽大學出版社，2017年12月）一書中曾對《魚川耿氏宗譜·祖訓》中鮮明提出的“勵學、勸業、墾荒、儲蓄”等主張進行了解讀。
績溪人就是這樣與時俱進，緊扣時代發展的脈博，因地制宜、因時制宜，不斷開拓，以一種“績溪牛”的韌勁和精神，在經濟發展的道路上披荊斬棘，不斷創造令人矚目的輝煌業績。
徐子超（2011年版《績溪縣志》執行主編、績溪中學退休語文高級教師，中國地方志協會會員，安徽省徽學會理事，黃山學院徽文化研究會研究員）：
在績溪眾多的家訓中，最值得關注的是《魚川耿氏宗譜·卷五》中的《祖訓》與《家族規則》。在編輯完自己的“祖訓”“辛亥祠規”“袝廟規則”“辦祭規則”“保管祠產規則”“祠首規則”“值年司事規則”“懲戒規則”諸項后，便錄存了《家族規則》。《家族規則》采用的是條例體，此舉有明顯的民國初期立法的烙痕，具有一定的時代特色。整合后的章目、條目及譴詞造句用語，說明家訓已開始步入近代地方法（單行條例）的立法行列。編者認為這部《規則》“宗旨純正、法意周密”，若實行之“足以救世而勵俗、興族而強國”，并寄望于“后世子孫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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