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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老百姓自古以來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 鹽是人們生活必需品,是維持人體正常功能不可或缺的物質。中國歷代王朝都把鹽看作是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因為鹽的收入不僅可用于軍隊開支，還可用于修筑防御性建筑，所以實行的都是壟斷政策。
宋代在建國之初針對鹽采用的還是“榷禁”制度，即由官府經營生產和銷售，官賣官賣，不允許通商，不允許私人販賣鹽獲取豐厚的利潤。
陜西路解州（今天山西運城縣）盛產鹽，有鹽池，尤其是所產的“顆鹽”歷史悠久且成本低，供應給三十多個州郡，但運鹽的搬運任務官府讓百姓無償承擔，若在運送過程中產生損失，也由承擔搬運的百姓來賠償，否則就會被披帶枷鎖，關進牢房，當事人若是逃跑，便捉拿他的家人頂罪，如此弄的千家萬戶惶恐不安，而且生產和銷售的官員之間相互勾結，損公肥私，使得國家利益多數進了官員的腰包。
針對上述情況，當時在汝州做知州的范祥，便提出了解鹽的改革方案，一是產銷分開，原先官營銷售改為通商，讓商人自由販賣，二是原先用實物換鹽的做法改為票券的方式，減少運送成本，三是防止西夏的“青鹽”傾銷內地，先由商人運輸，再賣給官府，由官府統一銷售，四是若是有鹽商暫時去不了的地方，繼續由官府銷售，旨在保障居民生活用鹽。但新的鹽法因商人持觀望態度，貪官暗中搗鬼，面臨的是四面楚歌。
但包拯堅決支持范祥的鹽改，他一連上了三道奏折《言陜西鹽法》，在奏折中，包拯結合自己兩年前在陜西擔任轉運使的經歷，向朝廷說明了舊鹽法的危害性，他說“法有先利而后害者，有先害而后利者”，舊法雖能給國家帶來豐厚的利潤，但民困兵疲，新法雖減少國庫收入，但可以保養民力，“國家富有天下，當以恤民為本”，他接受皇帝指派，再度進陜，“臣奉敕差往陜西相度鹽法，自入陜西界，沿路訪聞，”沿途訪問百姓對食鹽銷售的意見，從而真真了解到了鹽法改革是“于國有利，于民無害，理甚灼熱”。
為了范祥的鹽改，包拯可謂是力排眾議，最終使皇帝下定決心，下令陜西的鹽法按照范祥的方案執行，但此時包拯又有了新的想法，他認為鹽改雖按照范祥的方案改，卻不讓范祥自己去操作，恐難以獲得好的成效，于是又上奏皇帝《請除范祥陜西轉運副使》，范祥最了解鹽法利害，事權歸一，才能有望早見成效。
正因為包拯的求真務實和勇于創新，使得范祥的鹽法改革在他的支持下得以成功推行，就如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記載“行之數十年，至今以為利。”(合肥市紀委監委 盧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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