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哲學歷經七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即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明清實學、乾嘉樸學，每個發展階段各有自己不同的鮮明的思想特征。

先秦子學。先秦時期，思想界異常活躍，各種思想學說、學術流派紛紛登場，涌現出了孔子、孟子、荀子、老子、莊子、孫子、墨子、惠施、公孫龍、韓非子等一大批思想家，形成了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兵家、陰陽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等眾多思想流派，其中最有影響的當屬儒家、道家、墨家、兵家和法家。先秦哲學探討的重點側重于宇宙的構成問題和社會人生問題，這一時期好比是人類的幼年時期，對任何事情都感到好奇，都要問一個為什么。如宇宙是由什么構成的？人是怎么來的？人在天地間居于什么位置？人活著有什么價值和意義？先秦子學奠定了中國哲學發展的基礎，掀起了中國哲學的第一次高潮，迎來了中國哲學和中華民族精神的真正覺醒。

兩漢經學。秦朝滅亡的一個教訓是，僅靠嚴刑峻法并不能治理好一個國家。漢初崇尚黃老之學。之后，漢武帝采納了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此，儒家思想從諸子百家中的一家躍升為官方意識形態和主流思想。儒家思想權威化、制度化、意識形態化的一個突出表現，就是儒家思想的經學化，即儒家學者以先秦時期的儒家經典為依據，通過對這些經典的注釋，來表達自己的學術觀點和政治見解。對經典的注釋，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我注六經的方式，偏重于文字訓詁，稱之為古文經學；一種是六經注我的方式，以現實政治為目的，注重闡發經文的“微言大義”，稱之為今文經學。大致來說，西漢以今文經學為主，東漢以古文經學為主。到東漢末年，經學家馬融、鄭玄兼采今、古文之說，終結了延續了三百多年的今、古文之爭。

魏晉玄學。儒學在經過漢代的權威化階段之后，在魏晉時期轉入了哲理化階段。魏晉時期，玄風大盛，在學風上、思想上、思維方式上與漢代迥然不同，一反兩漢時期煩瑣的經學及神學目的論，尊崇老子、莊子及《周易》，號稱“三玄”，在思想上和思維方式上出現了一次大的解放。魏晉玄學討論的核心問題，歸納起來主要有：一是名教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二是本末有無的關系問題；三是語言和思想的關系問題；四是肉體和精神的關系問題。魏晉時期探討的這些問題，都帶有很濃厚的哲學意味，標志著人的思維能力和認識世界、認識自我的能力又前進了一大步。

隋唐佛學。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國后，經魏晉南北朝數百年的碰撞與融合，至隋唐時期出現了繁盛的局面，形成了眾多的佛教流派。一方面，各宗各派之間紛爭不斷，互爭高低；另一方面，彼此之間又互相吸收、互相影響。同時，各宗各派又都從中國傳統的儒家、道家思想中汲取養分和智慧，以豐富和發展自己的教義。在隋唐佛教諸宗派中，禪宗是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是佛教中國化、世俗化的典范和成熟的標志。禪宗不依佛教經典立宗，不立文字，自稱教外別傳，實則是佛教與中國固有哲學融會貫通的產物。

宋明理學。宋明理學是以儒家思想為主，糅合了釋、道兩家的思想而創立的一種新的哲學形態。如果說漢武帝時代儒家思想的制度化、意識形態化是儒家思想發展的第一次重大轉折，那么，宋明理學的出現和形成則是儒家思想發展的第二次重大轉折。宋明理學是中國封建社會后期近七百年的指導思想。宋明理學主要有四大流派：即程朱（程顥、程頤、朱熹）理學、陸王（陸九淵、王陽明）心學和張王（張載、王夫之）氣學、陳葉（陳亮、葉適）事功學四大流派。宋明理學探討的內容和范圍十分廣泛，如宇宙論、本體論、人生論、心性論、知行觀、修養論、境界論等。宋明理學作為儒學發展的重要階段，將中國哲學的思維水平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其政治目的就是為封建倫理道德尋找終極的價值依據。

明清實學。在明清之際的思想家看來，宋明理學家都是空談心性，講的是心性性命之學，是無用之學，是“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于是把明王朝滅亡的原因推到了宋明理學身上。因此，明清之際的思想家大都反對宋明理學，把理學看作是虛學，主張“崇實黜虛”“實學實體實用”，提倡經世致用，反對封建專制，因而具有早期啟蒙思想的性質。明清實學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顧炎武、黃宗羲、顏元等人。實學思潮遍及當時的政治、經濟、科學和文化藝術等各個領域，是儒家經世致用思想在明清時期的集中體現。

乾嘉樸學。乾嘉樸學以考據為主要治學方法，文風樸實簡潔，重證據羅列，少理論發揮，以區別于宋明理學的抽象議論，因而也稱乾嘉漢學、乾嘉考據學。乾嘉樸學最突出的學術貢獻就是對傳統的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目錄學等進行了系統的整理，并使之獲得了空前的發展。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后，西方列強用船堅炮利、鴉片和廉價商品打開了中國的國門，以武力侵略的方式打斷了中華文明固有的發展軌跡，以龔自珍、魏源為代表的改革派，要求把學術研究和現實政治結合起來，反對脫離實際的乾嘉考據學。可以說，龔自珍和魏源既是明清實學思潮的終結者，又是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的先驅者。

“五四”時期，在中國知識界出現了一股打倒孔家店，主張全盤西化的浪潮。同時，有一批強調以傳承和弘揚中國文化為己任的知識分子，強調中國應在維護儒家傳統文化的前提下，對儒學進行調整，以應對西方的挑戰，這就形成了“現代新儒學”。現代新儒學對文化問題的反思有許多精辟的見解，如他們反對歐洲中心主義論，反對現代化只有西方一種模式，反對“全盤西化”論，反對那種把儒家文化與現代化截然對立起來的觀點等。他們把中國文化的發展放到全球意識和尋根意識的時代大背景下考察，以“認同”和“適應”的理論來考察儒學的發展和未來命運，對東亞工業文明的文化背景、文化動力等作了深入的研究。現代新儒學對于儒學的復興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王杰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哲學部教授、中國實學研究會會長 本文刊登于《中國紀檢監察報》2020年9月24日理論周刊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