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載，北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理學的奠基人之一，世稱“橫渠先生”。張載博覽群書，對儒、釋、道各家著作都有過深入研究，最終回歸儒家，創立了關學學派。明清之際的思想家王夫之對張載的歷史地位和學術成就進行了高度評價。王夫之說：“張子之學，上承孔孟之志，下救來茲之失，如皎日麗天，無幽不燭，圣人復起，未有能易焉者也。”張載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重大的學術成就，與他精思力踐的治學思想是密不可分的。學習張載的治學之道，對我們今天的讀書治學大有裨益。

匡時救世 志開太平

張載早年喜談兵事。當時西北邊境經常受到西夏的侵擾，人民常遭掠奪和殺戮。張載立志以武力收復失地、保衛邊疆。21歲時，張載上書拜謁時任陜西經略安撫副使兼延州（今延安）知州的范仲淹，提出了自己的軍事建議《邊議九條》。范仲淹非常欣賞張載的才華，但他并不贊成張載投筆從戎，啟發他“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并勉勵他從《中庸》讀起，研讀儒家經典。張載聽從了范仲淹的勸告，回家苦讀《中庸》，后又遍讀佛學、道家之書，最后回歸儒家，在孔孟這里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之所。

張載認為，兩漢以后，儒家學說遭到佛教和道家思想的巨大沖擊，失墜不傳，致使“學絕道喪”。為了使“往圣”創立的儒學煥然而大明，就必須再繼學脈、重續道統。基于此，張載以繼承孔孟絕學、重建儒學思想體系為己任，提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崇高理想。這四句話言簡意宏、擲地有聲，被馮友蘭稱為“橫渠四句”。“橫渠四句”不僅是張載對自己的學術使命和人生宏愿的高度概括，而且還體現了歷代知識分子的共同價值追求，因而具有極大的精神感召力，千百年來為人們所傳頌不衰。

崇實致用 力行踐履

張載為學精思力踐、不尚空談，具有鮮明的求實作風。他明確提出“學貴于有用”，強調治學必須有裨于國計民生。明代王廷相評論張載“致知本于精思，力行本于守禮”，因此將張載之學定為“實學”。張載的求實精神主要體現在他“崇禮貴德”的治學宗旨上。張載極為重視“周禮”，認為“周禮”對治世有重大意義。他說：“學得《周禮》，他日有為卻做得些實事。”因此他以“漸復三代之治”作為自己的政治理想，竭力倡導“以禮立教”“以禮成德”“以禮教學者”。

張載對于禮學的重視并不僅僅停留在理論探究的層面，而是能夠身體力行地進行“周禮”的社會實驗。為政期間，張載大力推行德政禮教，重視道德教化，“政事以敦本善俗為先”，取得了不凡的政績。晚年回到橫渠書院著書立說，他仍然不忘體察民情，帶領學生進行恢復周禮和“井田制”兩項實踐。張載一生，躬行禮制，進則為循吏，退則為鄉賢，以實際行動踐行自己的學術宗旨。他崇實致用的價值取向、力行踐履的治學精神，經過歷代關學學者的繼承和發揚，逐漸成為了關學鮮明而突出的精神品格。

窮究義理 去舊來新

張載強調治學要注重闡發義理，不能拘泥于文字。他說：“若只泥文而不求大體則失之，是小兒視指之類也。”讀書須推究作者本意，把握文章的微言大義，如果拘泥于語言文字，不洞悉義理，就像小兒識物，對經典的理解只能流于表面，難有進益。因此，必須擺脫經典文本的束縛，突破“字字相校”的訓詁之法，追求義理的融會貫通。

在窮究義理的過程中，張載也非常注重潛心自得，反對固守書本的守舊行為。他認為“學貴心悟”“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只有通過心悟才能從經書中挖掘出新的義理，不斷獲取新意的過程就是學問日益精進的過程。他還強調治學應具有懷疑精神，不能盲從權威。“學則須疑”，一切學問都是從疑難中求得，如果在為學過程中始終處在“不疑”的狀態，就等于“不曾學”。學習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

張載甚至認為即使孔孟之言有錯亦可改，告誡學者應獨立思考，不能盲目附會先儒的傳注遺言。正是憑借這種獨立思考、大膽懷疑的治學態度，張載才能自立己說，發前人所未發，建構了自己獨特的關學體系，終成一家之言。

艱苦力學 有恒不息

張載強調學習貴在勤奮，“惟知學然后能勉，能勉然后日進而不息可期矣”。只有勤勉不息地學習，才能日益進步。學習是一生的事業，就像生命一樣，不能有片刻停歇。在近40年的為學歷程中，張載反復研讀儒家典籍，勤奮著述，“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張載回憶自己研讀《中庸》的經歷時說道：“某觀《中庸》義二十年，每觀每有義，已長得一格。六經循環，年欲一觀。”對一篇文章能夠反復研讀20年，而且每次看都能有新的收獲，其用功之深，可見一斑。正是通過這樣長年累月的苦讀深思，張載不僅對儒家經典進行了系統闡發，寫下了專門的解經著作，還根據自己的體悟創作了《正蒙》《西銘》《經學理窟》等對后世影響深遠的名篇，逐步完成了自己的理論建構。

張載說“學者惡其自足，足則不復進”，告誡學者做學問不能淺嘗輒止，若是小有收獲就沾沾自喜，必然會停滯不前。張載將為學比作登山，越是到困難處，越要迎難而上，“今人為學如登山麓，方其迤邐之時，莫不闊步大走，及到峭峻之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只有那些艱苦力行、有恒不息的人，才能到達頂峰。“無限風光在險峰”，做學問亦是如此。

張載不是坐而論道者，而是起而行之者，他始終將個人的學術活動與國運民命、匡時救世緊密聯系起來。從“少喜軍事”、出入佛老，再到歸向儒學、立志弘道，再到晚年著書立說、開宗立派，在他一生的治學實踐中，治學與經世始終是高度統一的。今天，當我們回顧張載的治學思想時，不僅要傳承他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擔當精神，還要學習他艱苦力學、精思力踐的為學功夫。（黃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