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此句出自《論語·子張》，意思是工作之后還有余力的就應該去學習、進修，不斷提高自己；學習、研究之余要多參與具體的工作與實踐。“仕而學”、“學而仕”，如此周而復始，二者不斷促進，相得益彰。《論語·學而》有云，“行有余力，則以學文”，說的也是這個道理。

歷朝歷代選人制度與用人導向，都要求從政者飽學詩書。漢武帝時考察提拔官吏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能否通達儒學。盛唐時期好學之風遍及朝野。韓愈說，“人之能為人，由腹有詩書。”宋太宗不僅大力倡導官吏讀書，還向各地官員遍賜《九經》，趙普、范仲淹等宋代名臣幾乎個個都是勤學苦讀的典范。因此《宋史》做過如此評價：“上之為人君者，無不典學；下之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錄，無不擢科，海內文士，彬彬輩出焉。”

古人年幼便開始學習四書五經、諸子百家，寒窗苦讀，并養成常年讀書的習慣。韓愈46歲在長安任國子學博士時著有《進學解》，為我們刻畫了一個勤勉刻苦、孜孜不倦的讀書人形象，“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白天不夠用，就把晚間利用起來，而且是一年四季如此，長期堅持不懈。元末明初的宋濂一生勤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卷，于學無所不通”。即使官至翰林院學士承旨、知制誥，為太子講經，仍不敢有半點懈怠，夜夜挑燈苦讀。其著有《送東陽馬生序》等名篇，認為求學的崇高境界是樂在其中。

“未曾隨俗唯求己，除卻讀書都讓人。”這是清代戲曲家和陶瓷家唐英的一副律己聯。據史載，唐英在任督陶官之前，對制陶工藝是個十足的“門外漢”，正如他自己在所撰《瓷務事宜示諭稿序》中所言：剛赴任之初，對于陶瓷生產“為有生所未經見”，對整個制陶過程“全然不曉”，每天“唯諾于工匠之意旨”而“惴惴焉”。但他不甘于外行領導內行，于是悉心攻讀，凡是能夠找到的有關制陶的書籍，他都設法找來認真拜讀，并一一記下其中要點。經過幾年的勤學與實踐，唐英不僅成為制陶的“行家里手”，而且還著書立說，編撰了《陶冶圖編次》等制陶工藝專著，創作了《陶人心語》六卷詩歌、戲曲集。后人贊曰：“御窯千年史，唐英第一人”。

古人不僅自己手不釋卷、勤學苦讀，而且還積極影響其他人好學上進。曾國藩是李鴻章的老師，李鴻章在回憶老師的教誨時曾這樣說：“在營中時，我老師總要等我輩大家同時吃飯；飯罷后，即圍坐談論，證經論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學問經濟有益實用的話。吃一頓飯，勝過上一回課。”曾國藩身邊的幕僚，大部分都是這樣通過朝夕相處，耳濡目染，潛移默化，在不知不覺之中變化氣質，增長才干。

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無論古今，勤于學習、善于學習，都是事業成功的不二選擇。身處新時代，面對復雜形勢，肩負歷史重任，只有勤于學習、善于學習、終生學習，才能不斷更新知識結構、提高本領素質、實現發展進步，創造出無愧于時代和人民的光輝業績。（向賢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