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有糖衣炮彈腐蝕，內有驕傲情緒滋長，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從建國初期就對腐敗保持高度清醒，以刀刃向內的決心發動“三反”運動，及時總結經驗教訓提出“黨要管黨”重要論斷……種種探索有效遏制了腐敗滋生蔓延，也為從嚴管黨治黨積累了豐富經驗。

歷史回放

對腐敗保持清醒認識——

一份來自西北局書記習仲勛的報告

“今天，可說已到緊急關頭，必須堅決執行中央指示，大張旗鼓、雷厲風行地開展大規模的反貪污斗爭。準備拋棄少數蛻化分子，挽救多數犯錯誤分子，并在黨內、外進行普遍教育，為今后加強經濟工作打下思想基礎。如果再遲了，就必然會毀壞更大數量的干部，就要犯嚴重的錯誤……”    

1951年12月13日凌晨，一份飽含憂思的報告擺在了通宵工作的毛澤東的案頭。在這份報告里，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習仲勛用“極其嚴重”“驚人”等詞匯描述他所掌握的西北地區貪污現象，并匯報了準備與之展開斗爭的考慮。

報告中提及的“中央指示”，就是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的《關于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以此為標志，轟轟烈烈的“三反”運動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展開。

彼時剛剛新生的共和國，抗美援朝、土地革命、鎮壓反革命“三套鑼鼓一起敲”。各地按照七屆二中全會的部署，在抓生產的同時，也沒有放松對貪污腐化問題的查處。東北和華北在愛國增產節約運動中揭發出大量貪污、浪費現象，特別是像劉青山、張子善這樣的老革命、高級干部也發生了貪污腐化問題。這讓黨中央、毛澤東頗為震動，深感“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徹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貪污事件，才能克服二中全會所早已料到的這種情況”。

收到關于“三反”運動的指示后，習仲勛隨即于12月8日召開座談會，用一整天時間聽取西北紀律檢查委員會以及檢查署、法院、財委、人事部負責干部的匯報。

聽著聽著，習仲勛不由得眉頭緊鎖：檢查署、法院、紀律檢查委員會三單位已查出和受理的貪污案件，共損失國家財產80余億元（舊幣），而這只是已經暴露出來的冰山一角；財經、公安、司法和軍事后勤系統貪污現象較嚴重；稅務、貿易、銀行也不能幸免，就連陜西省保育院發面粉都每袋偷出幾斤……僅西北紀律檢查委員會一年半來，就處理了犯貪污蛻化錯誤的黨員1400余人，例如陜西27個縣公安局長中有7個貪污，涇陽縣有7個區長以上干部因貪污撤職，渭南分區副司令員馬華廷有很多貪污行為。

嚴峻的事實說明，黨內享樂腐化思想確實增長起來，貪污蛻化已成為主要危險。習仲勛分析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說：“這是由于在勝利的和平環境下，資產階級思想和舊社會的傳統惡習，猛烈地侵襲我們。在實行大量招收和包下來的兩項辦法中，有不少貪污腐化分子混入黨、政、軍機關，尚未被清洗或改造。老干部數量少，經驗不足。其中有一部分經不住新的考驗，發生了變化，自己放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被拿著糖彈的敵人所征服。”

天津市舉辦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展覽會，激起了人民群眾對不法資本家和貪污分子的憎恨，他們都說這個展覽是一個大課堂。

這次座談會的成果讓習仲勛深受觸動，他隨即將這些情況輔之以分析、建議，形成書面報告呈送黨中央。

對這份高質量報告，毛澤東給予充分肯定：“我認為你的分析、布置和其他意見，都是正確的。你于12月8日召開的那次座談會開得極好。只開一天會，已使你了解情況，抓住了問題的本質。以后動員群眾，開展斗爭，即將迎刃而解。”他要求將習仲勛的報告轉發到各分局、省區市黨委和各級軍區，并在黨內刊物上發表。

上下同欲者勝。正是因為以毛澤東、習仲勛等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對腐敗保持高度清醒，“三反”運動才得以大張旗鼓、雷厲風行地進行。截至1952年10月25日“三反”運動結束，全國縣以上領導機關共有383萬人（未包括軍隊數字）參加，經核實貪污1000萬元（舊幣）以上的共10萬余人。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王順生認為，“三反”運動是共和國嚴懲腐敗的第一刀：“這一刀砍出了中國共產黨執政為民的形象，顯示了中國共產黨從嚴治黨的決心，奠定了中國共產黨能夠長期執政的堅實基礎，向世人展示了中國共產黨不凡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沈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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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終保持懲腐高壓——

因作風腐敗被改組的市委班子

1961年，山東省委決定恢復德州專區。時任德州市（縣級市，下同）市委第一書記的常玉，被確定為德州地委常委、秘書長人選，參與地委籌建工作。

時年37歲的常玉不會想到，僅僅1年后，他會因腐化墮落被查處，甚至成為新中國反腐史上的事件級人物。但在當時一些德州地委的干部看來，從一開始就有了明顯跡象。時任德州地委監察委員會審理科科長的孫培友，給記者講了這樣一件事。

1961年7月，德州地委正式成立，隨即召開地委機關干部會議。主席臺上沒有常見的搪瓷茶缸或玻璃水杯，取而代之的是一溜小茶碗。“這茶碗的大小，就夠一口喝的。領導喝完，馬上有小姑娘上來續水?！睂O培友介紹，臺下的干部從沒見過這樣的場面，當時就議論紛紛?！皳f地委領導對此非常生氣，下午接著召開會議時取消了這一安排，主席臺上的領導干脆連水也不喝了?！?/p>

簡單的會議安排，反映的是作風的變化。

事實上，德州地委組建之初就收到大量信訪舉報，矛頭指向常玉，也包括原德州市委班子的一些成員。1962年3月，山東省監委派員，與德州地委監察委員會有關同志組成專案組開展調查。

給專案組留下較深印象的，首先是吃喝成風。

原德州市委招待所，是大吃大喝的主要場所。資料顯示，僅1960年德州市財政局就向招待所撥付5萬余元經費，其中3萬元被書記、市長等人吃喝揮霍。用常玉個人檢查中的話講，從“來人必請，請必吃喝”，發展到“過年過節、大小聚會都要吃喝一頓”，而且“千方百計搞得好點”。比如1960年10月的某天，常玉等3人用餐就點了海參、扒雞等12個菜，喝掉了4瓶高檔酒，一頓吃掉24元，相當于普通工人一個月的工資。

此外，原德州市委還于1961年成立“小伙房”，供市委副部長和政府副市長以上人員使用。據專案組統計，除正常開支外，在不到1年的時間里，集體揮霍3644元。

令人無法容忍的是，吃喝風在“三年困難時期”仍然盛行。歷史記錄顯示，1960年起德州連遭三年旱災，1961年還遭遇了特大水災，人民群眾普遍吃不飽飯，災民生活更加困難，不少農民餓得出現了浮腫病。時任山東省委常委、副省長的栗再溫到現德州市所轄部分地區查看災情時，曾心情沉重地說：“ 解放十幾年了，群眾的生活還是這樣苦，作為共產黨的一名老黨員和高級干部，我感到十分內疚。”反觀身處災區的常玉等人，卻吃得心安理得。

大吃大喝的現象，在建國初期并不罕見，劉青山、張子善以及其他諸多貪腐案件中，都有類似表現，但在“三反”運動后基本得到解決，廣大黨員領導干部也在思想上受到了洗禮。相比之下，原德州市委一班人并沒有認真解決問題，甚至愈演愈烈。

信訪舉報集中的另一焦點，是調戲、侮辱婦女問題。案件檢查報告顯示，多名時任原德州市委成員都存在此類問題。時任市長在檢查中講到，“進城后看到原來的女人長得丑、年齡大，就有了離婚的想法”；一位副市長則在檢查中坦白，“自己認為已經是負責干部，生活上可以安排得舒適些，有個年輕漂亮的老婆才相稱”。

曾在德州地委紀委審理科工作過的王東波介紹，大吃大喝和調戲婦女等作風問題，之所以在原德州市委班子中成為較普遍的現象，甚至蔓延到一些下屬單位，與常玉有著直接關系。這位1938年就參加工作的老革命，從兒童團長一步步走上市委書記崗位，也曾為革命事業作出貢獻。但在和平環境中，思想逐漸腐朽，開始講排場、擺闊氣，修樓房、弄汽車，1956年時還犯過生活作風問題。此后，隨著地委機關搬到聊城，特別是1958年常玉升任德州市第一書記后，更是一人說了算，不僅搞起了大吃大喝，還經常在市委賓館住宿，甚至與賓館某服務員關系曖昧。

自身不干凈，自然不敢從嚴監管。這期間，也有同志向常玉反映市委其他班子成員調戲婦女，或在婚姻存續期間亂搞男女關系。對這些反映，常玉不僅沒有及時處理，反而加以袒護，比如一位市領導的愛人剛生完孩子幾個月，該領導就開始鬧離婚，常玉違反當時的《婚姻法》予以批準。正是在常玉等人的影響和縱容下，原德州市科局的一些領導干部也犯了同類性質的錯誤，在當地造成惡劣影響。

在報山東省委批準后，德州地委對原德州市腐化墮落案進行了嚴肅處理，48名黨員領導干部受到不同程度黨紀處分，28人被開除黨籍，部分人員被判處有期徒刑，德州市委則被直接改組。

事情并未到此為止。

該案報送到中央后，中央領導同志給予了高度重視，不僅于1963年1月15日向各地轉發了查辦案件的檢查處理報告，同時作出了重要批語，指出“德州市委的問題，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嚴重事件。當前，在我們黨的干部中，確實有一些人在思想上、感情上、生活上已經起了根本性的變化，完全蛻化為資產階級分子”“要使每個黨員明確認識，我們黨處在執政的地位，黨對黨員、干部的要求不是更低，而是更高，不是更寬，而是更嚴”。

原德州市腐化墮落案的查處與通報，只是建國以來我黨反腐敗斗爭的一個縮影。在這一歷史時期，我們黨在保持黨和國家機關清正廉潔方面取得的成就，與世界反腐倡廉史上任何一個成功范例比起來都毫不遜色。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始終從嚴懲治腐敗，建構了一套強有力的反腐倡廉制度體系。（原曉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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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廉潔政治建設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

“黨要管黨”重要論斷的提出

黨要管黨，是劉少奇、鄧小平于1962年底在組織工作會議和全國監察工作會議上提出的重要論斷。這一論斷深刻總結我們黨建黨以來的經驗教訓，立足黨內存在的實際問題，強調要始終注意加強黨的建設，注意管好黨員，特別是黨的領導干部，通過加強干部管理部門、完善干部管理制度等舉措，認真抓好黨員干部的考察、選任、教育、監督等經常性工作，防止黨員干部和黨的組織蛻化變質，確保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貫徹落實。黨要管黨要求抓住了執政黨建設的關鍵，后來成為我們黨自身建設過程中始終堅持的一條基本原則和經驗。

時間回溯到1962年年初，在著名的“七千人大會”上，安徽代表團不少代表的心里都窩著一股火——時任安徽省主要領導作風霸道，大搞“一言堂”，甚至把反對他的錯誤的幾位省級領導干部定為反黨集團。政治上的混亂，帶來了經濟上的凋敝，人民生活十分困難。對此，中央監察委員會曾派人去檢查，卻被頂了回來，甚至連中央監委書記董必武去視察也被封鎖，難以了解到真實情況。

如果說安徽例子反映的是個別高級干部的問題，下面這組數字則來自基層：1959年至1960年，廣東湛江專區和潮陽、臺山等22個縣市正式處理的665件案件中，因干部違法亂紀直接或間接引起的人命案150件、毆打重傷96件、奸淫婦女156件……

在始終重視廉潔政治建設的新中國，這些事例和數字雖不帶有普遍性，但足以令全黨深思——

一方面，新中國成立后，“三反”運動、“新三反”運動、新的反貪污運動、全黨整風運動……聲勢浩大的反腐敗運動一場接一場，為什么黨員干部違法亂紀的問題依然存在？

另一方面，作為監督的專責機關，黨和政府的監察機關一直在探索和變革。1955年，黨的監察委員會取代了原來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力量一度增強，但在后來的工作中，特別是1958年廬山會議黨內民主生活受到嚴重破壞之后，黨內監督怎樣有效開展？1954年，人民監察委員會改為監察部，1959年，監察部被撤銷，行政監察工作又該如何進行？

種種背景交織作用下，問題陸續顯現。到上世紀60年代初期，黨中央作出判斷：“近幾年來，對干部管得不嚴，漏洞不少”，“已經給黨造成了一定的損失”。劉少奇同志說得更為直接：“現在黨的工作、干部工作根本沒有人管。”

“黨不管黨”的后果，不僅是黨員干部違法亂紀問題頻發，更嚴重的是對于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的陽奉陰違?！爸醒氲氖裁纯谔杹砹耍麄儜兑幌?，平平淡淡，也不反黨，可是幾個書記勾結起來，貪污、腐化、墮落”，劉少奇憂心忡忡地說，“我們的個別地區、個別部門的組織已經變質了?！卑不帐≈饕I導欺上壓下，正是“變質”的一個極端表現。

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黨要管黨”的重要論斷在1962年被鄭重提出。道理不難理解，可究竟該怎么管？在當時的慣性思維作用下，不少人首先就想到搞運動。對此，鄧小平同志高瞻遠矚，在接見組織工作會議和全國監察工作會議代表時明確指出，“搞一次運動費力得很”，對干部中存在的問題，要“經常抓”才容易解決。

如何才能做到“經常抓”？首先要搞清“誰來抓”、“怎么抓”。對于“誰來抓”的問題，會議給出了明確答案：監察機關、組織部門和宣傳部門等，都要“切實地加強起來”。至于“怎么抓”，會議在提出對違法亂紀典型案件“嚴加懲處、通報全黨”，“對黨員普遍地進行一次重新登記”等具體措施的基礎上，特別強調了制度問題?！耙压芾砗捅O督干部的經常工作好好地建立起來……這樣做極有好處?！睆泥囆∑酵镜闹v話中不難體會——對于當時已經擁有1700多萬黨員的中國共產黨來說，管黨治黨不能光靠運動，更要靠制度常管常嚴、管出長效。

落實黨中央要求，全黨上下迅速行動。組織部門、宣傳部門開始加強，黨的監察機關更是先行一步，中央和地方各級監察委員會委員的名額均得到擴大。此外，中央監察委員會向國務院所屬各部門派出常駐監察組，由中央監察委員會直接領導。在加強機構建設的同時，制度建設也緊鑼密鼓展開。例如，按照黨中央《關于加強黨的監察機關的決定》，地方各級監察委員會有權不通過同級黨委，向上級黨委、上級監察委員會直到黨的中央，直接反映情況。這樣的規定，有助于對黨員干部開展監督，實現黨要管黨要求。

1965年12月27日，一篇題為《干勁要大 步子要穩——安徽省是怎樣運用毛澤東思想領導生產的》的報道，登上了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安徽省新一任主要領導加強黨員管理教育，使省內風氣一振，短短幾年就從反面教材變成先進典型。

1962年，安徽省新任主要領導上任后，注重加強黨員管理教育，使省內風氣一振，短短幾年就從反面教材變成先進典型。圖為1965年12月27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的安徽經驗報道。

黨要管黨，抓住了執政黨建設的規律，契合了黨的建設工作實際，不僅在當時煥新了黨的面貌，同時也譜寫了我們黨反腐制度化的“前奏”，為改革開放后直至今天管黨治黨制度建設打下了理論和實踐之基。（趙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