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與利，常出現在歷代先賢的辯論和闡述中。義，是指某種特定的倫理規范和道德原則，如誠信、尊禮等；利，多指物質利益，如金錢、權位等。在《論語·里仁》中，孔子強調“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孟子》開篇即詳細記載了梁惠王與孟子見面時對“義”與“利”的探討。梁惠王問：“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答：“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由此觀之，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排序中，義比利更具優先性，這種價值取向的頂峰是孟子提出的“舍生取義”。在儒家文化長期居于主導地位的中國古代，其構建的義利觀也影響了中國幾千年。

中國共產黨人的義利觀，在毛澤東同志的一句話中得到了集中體現：“共產黨員是一種特別的人，他們完全不謀私利，而只為民族與人民求福利。”中國共產黨人心中的義，是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民族大義；中國共產黨人追求的利，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利。中國共產黨賦予傳統義利觀以新內涵，并通過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的實際行動踐行之。

方志敏就是一個典型。在獄中，他仍然眷戀著為之不息奮斗的祖國母親，豪言“中國的面貌將會被我們改造一新”“我們民族就可以無愧色地立在人類的面前”。在方志敏心中，沒有什么比為這個國家和民族獻身更為崇高。

肩負大義，不謀私利。方志敏被俘時，國民黨士兵想從這個共產黨的“大官”身上發點洋財，可除了一塊舊表和一支自來水筆之外，一個銅板都沒有搜出。“經手的款項，總在數百萬元；但為革命而籌集的金錢，是一點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業。這在國方（國民黨）的偉人們看來，頗似奇跡，或認為夸張；而矜持不茍，舍己為公，卻是每個共產黨員具備的美德。”

進入新時代，共產黨人的義利觀沒有變，本色如初。深藏功名的95歲老黨員張富清說：“當年國家需要戰士，我可以捐軀。”他年少時參軍入伍，身經百戰、負傷累累。而當國家需要建設時，他毫不猶豫退役轉業，并主動選擇到地處偏遠的湖北省來鳳縣工作，兢兢業業為人民服務。2018年，張富清做眼部手術前，當地干部特別交代，張老是離休干部，醫藥費全額報銷，可以選好一些的晶體。但張富清斷然拒絕，說：“我已經離休了，不能再為國家做什么，能節約一點是一點。”

指導思想是一個政黨的精神旗幟。近百年來，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完成近代以來各種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艱巨任務，之所以始終牢記初心使命、勇擔歷史重任、堅持正確義利觀、敢于作出巨大犧牲，就在于始終把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并堅持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這使我們黨得以擺脫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以唯物辯證的科學精神、無私無畏的博大胸懷領導和推動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不斷堅持真理、修正錯誤。

“全黨必須牢記，為什么人的問題，是檢驗一個政黨、一個政權性質的試金石。”人民立場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政治立場，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帶領人民創造美好生活，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踐行正確義利觀，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干部要深刻領會“黨的一切工作必須以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為最高標準”，堅持把人民群眾的“小事”當作自己的大事，從群眾關心的事情做起，從讓群眾滿意的事情做起，帶領群眾不斷創造美好生活！（陳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