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者，貫道之器也。三國時的曹丕在《典論·論文》中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古人總是把說話、寫文章與國家的安危興衰相聯系，指出“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因而，歷代有抱負的思想家、政治家都重視端正文風。

文風是政風、世風的反映，從來不是小事。好的文風，往往反映的是儉樸、親民、務實、高效的社會風尚，也會帶動社會風氣更加清朗。反之，政風和社會風氣不正，文風必然不好。對此，國外思想家也有同樣的認識。法國盧梭認為：“倘若某個國家的風尚變得躁動，并墮落為享樂，那就意味著言辭很快會沾上這種優柔寡斷、娘娘腔的習氣。”英國著名喜劇作家本·瓊生有感于當時社會的腐朽、人性的墮落和文風的奢靡，也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凡世風腐壞之處，語言也如之。濫吃狂飲，奇裝異服，是國家生病的標志；語言的爛污，則是精神生病的標志。”

的確，文風好不好，是判斷一個國家、一個政黨興衰的重要方面。作家王蒙在其自傳中寫道，在新中國成立前他曾分別聽了國民黨方面的北平市社會局局長溫某某和共產黨人李新的講話，前者“怪聲怪氣，官聲官氣，拿腔捏調，公鴨嗓，瞎拽文卻是文理不通”，后者是“共產黨人的邏輯、正義、為民立言、全新理想、充滿希望、信心百倍、侃侃而談、潤物啟智、真理在手、顛撲不滅”，兩相比較，“一看語言文字，就知道誰戰勝誰了”。王蒙還表達了這樣一層意思：“一股政治勢力的興衰，看一看他們的文風與話風就知道了。興者富創意與活力，明白而又實在；衰者只剩下了套話與八股，空洞且不知所云。”足見，文風直接體現為政之氣象，關乎政治興衰、系乎民心向背。

文風不正，害莫大焉！王陽明講：“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所謂虛文，就是徒有形式、空洞無用的文章。成事在實，敗事在虛。喜好無用之虛文，屬于典型的虛風盛行。其表現主要有：篇幅上“長”，不加節制、冗長拖沓，夸夸其談、洋洋萬言，“干貨”太少、“水分”太多；內容上“空”，無真情實感、真知灼見、真招實招，瞎子摸魚、不切實情，空話連篇、言之無物；觀點上“舊”，沒思路、沒主見，拾人牙慧、言之無味，慣于“依葫蘆畫瓢”，復制粘貼、生搬硬套；形式上“僵”，甲乙丙丁、開中藥鋪，滿紙“八股”，僵化死板、千篇一律；語言上“華”，看似文采橫溢，實則是以華麗辭藻掩蓋思想的蒼白，無實事求是之意，盡嘩眾取寵之心。以上種種問題在當下仍然存在，一些方面還比較突出。這種形式主義的花樣文章做得越多，越是違背求真務實精神。因此，今天我們強調改進文風，仍然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和緊迫性。何況，黨的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改進文風自然也永遠在路上。

清代葉燮有言：“功名之士，決不能為泉石淡泊之音；輕浮之子，必不能為敦龐大雅之響。”文品反映人品，文風體現作風。改文風，就是改作風、正黨風。作風實，方能為文質樸；文風清，助推務實勤政。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要帶頭克服不良文風、倡導清新文風，真正使“短、實、新”蔚然成風。（寒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