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安帝時期的名臣楊震，五十歲時才到州郡任職。他為官清廉，不謀私利，始終以“清白吏”為座右銘，嚴格要求自己“不受私謁”。他赴任東萊太守途經昌邑，受他舉薦的昌邑縣令深夜拜訪，送他十斤黃金，楊震嚴詞拒絕說：“我很了解你的為人，而你卻不了解我的為人。”縣令以“暮夜無知”之詞勸他收下，楊震聲色俱厲，說道：“天知，神知，你知，我知，何謂無知?”清朝乾隆年間，河南巡撫葉存仁離任時，僚屬們臨別饋贈禮品，為避人耳目，特地夜里送來。葉存仁見狀將饋贈品原封退回，并賦詩一首相贈：月白風清夜半時，扁舟相送故遲遲。感君情重還君贈，不畏人知畏己知。葉存仁不是怕別人知道，而是怕自己知道，這便是清廉的最高境界。

春秋時期，魯國柳下惠夜宿于城門之下，遇一無家女子。柳下惠恐其凍死，便叫她坐到懷里，解開外衣將她裹緊，同坐一夜，沒有發生違禮之事。柳下惠因“坐懷不亂”被譽為“和圣”。明朝焦竑所著《玉堂叢語》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曹鼐為泰和典史，在一次捕捉盜賊的時候，抓獲了一名美女小偷，因為離衙門較遠，夜間便宿于廟中。期間，女子多次以美色誘惑曹鼐，曹鼐為之心動，實在抵擋不住誘惑時，就寫下“曹鼐不可”四字放在火里燒，再次心動時，再寫再燒。如是數十次，終于戰勝了心魔，保住了自己的名節。

“七?一”期間，我參觀了位于浙江嘉興的南湖革命紀念館，了解了我黨歷史上一些叛黨份子的歷史。中共一大代表、黨的創始人之一和中共一大代理書記周佛海便是其中典型。作為隱蔽戰線上的重要人員，他不顧黨的紀律，好色成性，在紙醉金迷的大上海十里洋場拋頭露面，四處尋花問柳，最終被捕，變節叛變，給黨的事業造成了較大的損失。

慎獨不僅是一種修養，更是一層境界。明朝大儒王陽明說：“事變亦只在人情里，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謹獨’”。反觀當下為官者，一些人心存“天知地知他人不知”的僥幸心理，不注重私德，利用外出開會、學習的機會，干賭博、嫖娼、通奸等違法亂紀之事，受到處理后身敗名裂、追悔莫及;一些人不能正確對待組織的批評教育，不僅不知自省，反而發展到發表反黨亂黨言論，制造、傳播政治謠言的地步，口無遮攔，心無敬畏；一些人癡迷于權力，信奉“大樹底下好乘涼”，四下買官跑官要官，到處“拜碼頭”“找靠山”“做公關”，為自己埋下“定時炸彈”，最終難逃“樹倒猢猻散”的結局；一些人因受女色誘惑，搞“權色交易”，養情人、包二奶、找小三，最后倒在“石榴裙”下，輕者丟官、坐牢，重者喪命；一些人礙于同學、親友情面，“不講正氣講義氣”，利用手中權力，從開始為他人謀私，到后來索賄受賄，貪贓枉法，最終鋃鐺入獄，“始為一念之差，遂至終身莫贖”。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對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來說，加強自律關鍵是在私底下、無人時、細微處能否做到慎獨慎微，始終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增強政治定力、紀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始終不放縱、不越軌、不逾矩。”領導干部要自覺培養健康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時刻保持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心態，堅持交往有原則、有界限、有規矩，自覺主動接受監督，不以任何借口拒絕監督，不以任何理由放松監督。領導干部要心中高懸法紀明鏡、手中緊握法紀戒尺，知曉為官做事尺度，嚴以修身，正心明道，將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緊密結合，通過以上率下，發揮“關鍵少數”的帶頭示范作用，立穩政德，立齊政德，立好政德。（滁州市瑯琊區紀委監委 張登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