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后，紀檢監察機關既執紀又執法，肩負監督執紀問責和監督調查處置雙重職責。新的形勢任務對審理工作提出許多新的問題和挑戰，對審理干部能力素質，尤其是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維提出了新的標準和要求。

近日，湖北省紀委監委課題組結合審理工作實踐，就當前紀法貫通、法法銜接要求下，案件審理工作面臨的主要問題、問題產生的原因及實踐中如何把握處理等方面，進行調研和思考。

當前工作面臨的一些問題

紀檢監察體制改革時代背景下的案件審理工作，始終面臨進一步深化“三轉”，不斷提升政治站位，提高政策把握能力與業務知識水平的現實需要，但調研發現，當前還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

在精準適用紀律法律兩把“尺子”上，還存在不準確、不配套、不銜接的問題。主要表現在，監察體制改革特別是紀委監委合署辦公以后，案件審理工作整體力量得到極大增強，但也存在職能融合、人員融合、工作融合不完全的現象，一些干部因工作背景、業務水平不同，面對復雜的違紀事實和情節時，難以準確自如地運用紀律法律兩把“尺子”去丈量違紀事實。存在著諸如條規適用不準確，對黨紀條文理解把握不深不透；黨紀、政務處分和組織處理之間不配套，顧此失彼；在涉嫌犯罪問題移送司法的準確把握上，難以做到無縫對接，部分案件僅考慮進行黨內處理等等。

在有效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上，還存在不愿用、不會用、不敢用的問題。主要表現有，一是在審理違紀案件時，為了彰顯對違紀問題態度堅決、零容忍，往往以落實全面從嚴治黨為“帽子”，對所有違紀問題一律從嚴從重處理，在一些不太好把握問題的處理上不愿主動運用。二是對量紀把握上一時“拿不準”，是適用批評教育、紅臉出汗還是給予黨紀處分，在黨紀重處分、重大職務調整與嚴重違紀、涉嫌違法犯罪移送司法之間如何把握上，存在不會用的問題。三是對量紀把握不準的違紀問題，還存在一旦從輕或從重處理，將來有可能被問責追責的擔心和顧慮，因此不敢運用。

在準確把握“四風”類案件處理上，還存在不嚴肅、不恰當、不到位的問題。主要表現為，對“四風”類違紀認識不深不透，認為吃一頓飯、用一下公車之類的屬輕微違紀，又存在積極整改、悔錯改錯態度誠懇等因素，于是以“四種形態”之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愿較真碰硬。站位不高，沒有從政治的高度去認識和看待“四風”問題，沒有看到背后反映出來的“兩個責任”落實不力、主體責任缺失，甚至政治生態惡化等問題，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未能達到政治、法紀和社會效果最大化。

產生問題的原因分析

此次調研對產生上述問題進行了梳理分析，認為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點。

一是習慣于用紀律的思維和角度去認識和看待問題，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維意識不強。職能融合不到位，依然習慣于從違紀的角度去認定事實，對違紀問題抓早抓小、動輒得咎，但在高舉紀律戒尺的同時，卻沒有同樣高舉法律戒尺，沒有做到嚴格依紀依法處理，沒有完全做到紀法貫通、法法銜接。

二是滿足于機械式套用黨規黨紀去審理違紀問題，領會、運用和把握政策能力不夠。案件審理工作是嚴肅的政治工作，在高舉紀律法律兩把“尺子”去丈量違紀事實的同時，更要深入細致了解和掌握黨中央、中央紀委領導同志的重要批示和講話精神，準確領會中央的方針和政策，并結合紀律法律融會貫通，靈活運用于案件審理工作實踐。但調研中發現，割裂紀律法律和政策策略之間的關系，機械式套用黨規黨紀去審理違紀問題的現象不同程度地存在。喪失了對政策策略的準確把握，案件審理的政治效果難以彰顯。

三是寄希望于上級出臺操作性強、放之四海皆準的具體操作辦法，敢于擔當精神不夠。調研發現，在如何精準運用“四種形態”，把握“四風”類違紀案件現象與本質、樹木與森林關系等問題上，基層紀檢監察機關普遍存在等靠要的思想，希望上級紀檢監察機關能夠有針對性地出臺操作性強、切實可行的制度和辦法，可以對照違紀問題類型直接套用，一次性解決不愿、不會、不敢用的問題，卻沒有考慮到各地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同一違紀事實在不同時間、地方和單位，造成的影響不同，進而使得量紀處分檔次也不同的現實問題。

審理實踐中的思考體會

關于如何精準適用紀律法律兩把“尺子”的問題。實踐中，要注意把握三點：一要始終堅持兩把“尺子”量到底，不可偏廢。根據對象身份，對審理認定的違紀事實，一方面拿起紀律處分條例、黨內監督條例等黨內法規尺子，去嚴格“丈量”違紀事實和定性，給予恰當黨紀處理；同時，也要拿起《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等法律法規尺子，給予相應政務處理，確保銜接配套、精準執紀。涉嫌犯罪的，則要舉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等法律尺子，圍繞犯罪構成要件嚴格認定犯罪事實，確保精準執法。二要牢固樹立法治理念法治思維，形成習慣。做到任何情況下審理任何案件，都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紀律為準繩。事實是前提、基礎和根據，紀律法律是標準、尺度，二者相輔相成，互為依托。評判是否構成違紀甚至違法犯罪的前提和基礎，是且只能是審理認定的事實，必須有證據證實，不同證據之間能夠相互印證，且證據已經查證屬實，綜合全案已排除合理懷疑。堅決防止因個別領導打招呼、定調子而罔顧事實，隨意減輕或加重處理檔次的錯誤行為。要全面審查證據，既審查能夠認定違紀違法問題的證據，也審查有利于被審查調查人的證據。三要從政治的高度審視個案的處理，提高站位。牢固樹立“四個意識”，堅持從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厚植黨執政基礎的高度，審視每一起個案的處理，既看到違紀行為本身及后果，更要看到違紀行為背后反映出的政治生態，既見樹木又見森林。如近期審理的一起私人宴請問題，一名待提拔干部私人宴請單位5名黨組成員（包括黨組書記）。看似宴請既非公款、也非工作時間，擬對當事人提醒談話。但審核后認為，雖然違紀事實確屬私人宴請，但一次性宴請5名黨組成員，黨組書記對此不僅不履行主體責任予以制止，反而主動接受邀請，問題背后反映出該單位落實全面從嚴治黨不力，“兩個責任”缺失，處理上就不能簡單提醒談話，而要嚴肅問責追責。

關于如何準確把握監督執紀“四種形態”的問題。實踐中，要注意把握三點：一要把握好嚴格依紀依法與運用“四種形態”之間的關系。嚴格依紀依法是標準和原則，運用“四種形態”是措施和手段。要用全面、發展、動態的思維理念，從案件查辦全過程去認識、看待和運用“四種形態”，摒棄片面、僵化、靜止的思維，將運用“四種形態”片面理解為案件處理環節。案件審理階段既要嚴格審查事實證據情況，運用紀律法律兩把“尺子”準確定性量紀，也要提高政治站位，提升政策理論水平，從講政治的高度看待和處理問題，突出案件查辦的政治效果。二要準確定位“四種形態”運用過程中黨委紀委之間的關系。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黨委負主體責任，紀委負監督責任。“四種形態”作為管黨治黨利器，無論是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紅臉出汗，還是組織處理、紀律處分，乃至移送司法機關，都是管黨治黨的重要手段，都要由黨委（組）來領導決定和組織實施。黨委書記作為落實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第一責任人，要發揮示范帶頭作用，摒棄私心雜念，堅守責任擔當，對干部中出現的苗頭性、傾向性問題，出手要快，迅速處置。紀委履行監督責任，是“四種形態”作用發揮的重要保障，必須鐵面無私、剛正不阿。三要理解透徹不同形態之間能否轉化的問題。實踐中存在一種誤讀，認為“四種形態”之間可以自由轉化，既可以“由低轉高”，如從第三種形態轉化為第四種形態，也可以“由高轉低”，如從第四種形態轉化為第三種形態。對此，必須堅持法治理念法治思維，運用法治方式去認識和看待違紀違法問題。要清醒認識到，違紀違法事實一旦發生，則問題性質隨之固定、不會也不能改變。審理要始終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紀律法律為準繩，既不能將違紀問題認定為違法，反之亦然。在事實清楚，定性準確的基礎和前提下，再審查問題發生的時間節點，造成的影響，被審查人的態度，退繳違紀所得，檢舉揭發其他違紀違法問題等情節，全面審查、綜合把握后提出恰當處理意見。

關于如何準確把握對“四風”類案件的處理問題。“四風”問題因其所具有的頑固性、反復性，難以畢其功于一役。實踐中，要注意把握三點。一要堅持越往后執紀越嚴的基本原則。要把握好“四風”問題發生的時間節點，對黨的十八大以前的問題，主要通過自我教育、自我糾正的方式處理。中央八項規定出臺到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這段時間發生的，因不同地方、單位教育實踐活動開展時間不一致，可以采取提醒談話、誡勉談話等組織處理方式處理，情節嚴重、影響惡劣的，要給予黨紀政務處分。教育實踐活動后，各方面的規定要求已經明確，每名黨員也都開展了對照檢查，再發生“四風”問題，一般都要處分，確實情節輕微的也可不處分。全面從嚴治黨新形勢下，對“四風”問題一律從重處理，不僅從重，還要點名道姓通報曝光，以及倒查追究領導責任。二要堅持從嚴從緊處理問題的尺度標準。“四風”問題不是簡單的吃吃喝喝，“四風”連著黨風影響政風，關系黨的形象、干部形象，關系黨的執政能力與執政根基。在看到成績的同時，也要看到“四風”反彈回潮的隱患，必須堅持從嚴從緊的尺度標準。三要堅持嚴格依法依規與靈活把握政策相結合。“四風”類案件的審理同其他違紀違法案件一樣，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是基礎和前提，審理認定的事實必須要有證據證實，且證據之間互相印證。要嚴格運用紀律法律兩把“尺子”，準確界定不同責任人員在違紀事實中所起的作用、應承擔的責任，分別量紀。同時，要深入學習領會黨中央、中央紀委領導同志關于“四風”問題的重要批示和講話，準確把握深刻內涵，作為案件處理的重要參考和指導，在審理實踐中不斷提升政策把握能力和政策運用能力，確保案件處理政治效果、法紀效果和社會效果最大化。(孫永軍 作者單位：湖北省紀委監委第一案件審理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