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是位地道的農村婦女，自十八歲那年入了黨，她就鐵定了心，跟黨走……

臨終前的黨費

去年秋天，母親病得很重，連湯都喝不下去了，全家人為此心如油煎。就在母親臨終前的一個晚上，她幾次用那干瘦的手，吃力地向床頭方向擺晃著，好像在示意著什么。我順著母親的手勢探尋過去，枕頭底下有只藍布袋，里面有個紅色的油紙包，紙包里是疊齊整的厚厚的毛票，“祥兒，這是媽最……最后一筆黨……黨費，替……替我交給村……村支部。”母親用極其羸弱，幾乎聽不清的話語吃力地說著。頓時，我兩眼模糊了。

母親是有著69年黨齡的老黨員。無論是土改、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分田到戶，還是晚年隨兒女進城，她一刻也沒有忘記自己是黨員，按時交納黨費。母親不止一次地對我說：“祥兒，你給我的生活費是不能算作黨費的，我要親手去掙。”于是，母親無論刮風還是下雨，沿著大街小巷撿廢紙、廢瓶，一點一點的撿、一分一分的攢，按月下鄉親手把黨費繳給組織上。“媽，你撿垃圾多不衛生呀。”我勸說母親不要撿廢品了。她卻風趣地說：“撿垃圾不丟人，既環保又能攢錢繳黨費，再說我一生還沒當過環衛工人呢。”在母親生病的一年多時間里，她不能下鄉繳黨費了，就用心攢著。臨終，母親立下遺囑把最后一年零六個月攢下的四十一元六角，讓我轉交給村黨支部。

送走母親的第二天，我便下鄉了了她老人家的遺愿。

十八歲入黨

母親的童年很不幸。外祖父抽大煙，抽得家徒四壁，外婆被典給人家為妻，丟下了年幼的母親和舅舅撒手西歸。母親8歲時，經人介紹來到我家做童養媳，打秧草、割豬菜、撿柴火、做針線……是母親童年生活的全部。

在艱苦的童年生活里，一有空，母親就跟著村里小姐妹們邊學做針線，邊學唱高郵湖水鄉小調。母親嗓音清純、明亮，她用歌聲陪伴著自己，十三、四歲的時候就去民間劇團學唱小戲，一直唱到解放、土改，唱進區里揚劇團。

那時，區上劇團演出、生產兩不誤，母親是唱戲、勞動能手，隨著區里土改工作隊，唱紅了水鄉半邊天，母親成了用戲曲宣傳黨的方針、路線的積極分子。十八歲那年，在區婦女主任介紹下，母親入了黨，從那一刻起，她把自己交給了黨。

心中有黨就不覺得苦

母親辛勞了一輩子，但最苦、最累還數“戰天斗地”的那段激情歲月。大躍進時期，已是大隊婦女主任的母親，冬修水利，帶領“娘子軍”上水庫修大堤、挖河道;戰“三夏”，她領著女子突擊隊從早到晚戰斗在“雙搶”火線上。

一九五九年冬，母親生下我不久，正趕上“三年自然災害”，她餓著肚子、拖著虛弱的身子，堅持發動群眾戰饑荒、恢復生產。她帶人徒步到幾十里外背稻種;秧田里沒水，就同男子一樣踩水車提水抗旱。不知多少次，母親暈倒了，喝口涼水，繼續干。

一年鬧水災，洪水像脫韁的野馬向糧田、村莊撲來，男勞力全部上了大堤，母親她們女子突擊隊不甘示弱，那里危險，那里就有母親嘹亮的號子聲。一天夜里，眼瞅著河堤就要垮塌了，隊長大叔一聲驚呼，男子們全下水了。母親急了，她帶領三十幾個年輕婦女齊刷刷地跳下齊腰深的河水中，組成人墻抗擊洪峰。

那次搶險，母親落下了胃痛的病根，臨了還是傷在胃上。但母親從不后悔自己的付出。

軍屬匾是母親全部的榮光

1979年春，國家發起第一次對越自衛反擊戰。村頭喇叭里不停地傳來黨中央的聲音，村里男女老少愛國熱情空前高漲，大會小會都在聲討南方某鄰國忘恩負義侵犯我邊疆的滔天罪行，作為老黨員的母親坐不住，整天牙癢癢的。

年底，公社動員青年參軍。母親不顧爺爺奶奶極力反對，也不聽左鄰右舍的勸說，硬拉著我這個家里的獨苗兒、爺爺奶奶的命根子報名應征。

體檢時，她怕我個頭矮就悄悄的把鞋底墊厚，怕我不夠重就讓我在稱體重前，多喝幾碗水。我知道母親所做的一切，完全出乎一個老黨員的愛國心。

“祥兒，到部隊，要聽首長的話，服從命令聽指揮，苦練殺敵本領，保衛國家可是你的責任啊!”縣上送來“軍屬匾”的那天晚上，母親興奮地一夜沒合眼，又一次給我上開了“黨課”。

我一手拿槍練精兵，一手握筆學文化。雖無緣趕上奔赴南國邊陲殺敵立功的戰場，卻在訓練場上、文化課堂里，實現著人生價值。入黨，提干，上軍校，成為一名部隊政工干部，四次立功受獎。當我把一枚枚軍功章寄回家時，母親樂壞了。“一想到家里的軍屬匾和我兒那軍功章，咱干啥都一身勁。”母親逢人就說。

我雖早已脫下了軍裝，成為一名紀檢監察干部，但母親還像往常一樣，要求我用軍人的標準衡量自己，牢記使命擔當，在平凡的崗位上盡心盡責，為振興黨的事業助力、為民謀福。母親常對我說，可別忘了自己是穿過軍裝的人，別忘了自己肩上的責任，更別忘了咱家堂屋里掛著的軍屬匾。

母親一輩子吃苦受累，腳踏實地為黨工作。“我是黨的女兒，我向黨旗舉過拳頭，發過誓，是黨的人，就應該跟黨走。”她無數次用這樣的話激勵自己，教育兒女。

是啊，在母親心中，黨旗永遠鮮紅，永遠高高飄揚。(天長市紀委監委 宣金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