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使人明智，讀詩使人靈秀。書,記載著歷史,反映著當下,思考著未來。一位先哲說過：“不讀書的人,天和地都是狹小的,他充其量只能活上一輩子;多讀書的人，天和地都是廣闊的，他能活上三輩子——過去、現在和將來。”讀書是一種品質，讀書是一種責任，讀書是一種情懷，讀書是一種境界，讀書，不僅可以使我們擺脫愚昧，洗去心靈的塵埃，走向文明；她更加賦予人才識與智慧，給人以信念與力量，通向成功、走向快樂的階梯。我個人更偏好讀史書，了解過去，觀察現在，思考未來。

近讀孫皓暉先生的《大秦帝國》，對其中的部分章節思考良久。秦帝國崛起于鐵血競爭的群雄列強之際，雖然她只有十五年生命，像流星一閃，轟鳴而逝，但秦帝國所編織的社會文明框架及其所凝聚的文化傳統，今天仍然規范著我們的生活，構成了中華民族的巨大精神支柱。歷史上對秦帝國的崛起爭議頗多，有苛政殘暴說，也有奮發圖強說，拋開這些爭議，單單從秦國商鞅變法至統一華夏這個事實中去尋找經驗和真理。我覺得其中三種精神值得我們學習借鑒。

法制精神。秦何以從積貧積弱的西陲小國到統一華夏建立帝國?究其原因，那就是“堅守法治”。秦國法治及秦帝國法治，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自覺的古典法治時代，在中國文明史上具有無可替代的歷史地位。秦之前，中國是禮治時代，秦之后，中國是人治時代。只有商鞅變法到秦始皇統一中國的一百六十年上下，中國走進了相對完整的古典法治社會。秦法的五大創造保持了出色的社會平衡：激賞與重刑平衡，尊嚴與懲罰平衡，立法深度與司法力度平衡，改進現狀與發掘潛力平衡，族群利益與個體責任平衡，國家榮譽與個體奮發平衡。法治平衡的本質，是社會的公平與正義。正因為秦法具有高度的社會平衡性，所以才成為樂于為秦人接受的良性法治，才成為具有高度凝聚力與激發力的法制體系。

創新精神。春秋后期，戰國七雄，圍繞著田制與稅制，各國都掀起了變法圖強熱潮，“創新者生，守舊者死”已成規則。然而除秦國之外的其他六國變法只是淺嘗輒止，粗疏大意或流于形式或安于現狀，沒有觸動舊世族利益，用現在話說無法觸動既得利益群體。戰國早期只有魏國李悝變法所推行的半新半舊的“五成田制”，直到秦國變法，井田制事實上沒有在任何一個國家真正的徹底的廢除。唯有秦國“求變圖存”，廢除“井田制和奴隸制”，以徹底的不斷的變法革命，激發民眾最旺盛的活力與國家最強大的實力為生存之本。以“獎勵農耕，激賞強兵”為核心的秦國變法極大的調動了國人的積極性，使得整個秦國爆發出旺盛的生命力。

民貴精神。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民為貴”，是說人民的地位與權力，是至高無上，不可動搖的。一切政治權力與政治制度，從根本來說，都是來自人民、治于人民、為了人民。這個道理人人皆知，可古代君王又有幾人能夠做到。而秦國則從立法中體現愛民思想，《商君書》開篇《更法》，便申明了一個基本主張：“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茍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茍可以利民，不循其禮。”這是由立法思想講到變法的必要：因為法治的目標在于愛民，禮儀的目標在于方便國事;所以，要使國家強大，就不能沿襲舊法，不能因循舊制，就要變法。在《定分》篇中，商鞅又有“法令者，民之命也，為治之本也”之說。凡此，足見商鞅立法思想的人民性，在古代社會是絕無僅有的。商鞅這一立法思想，決定了秦法功效的本質。秦國變法的第二年，秦人“大悅”。若非能夠真實給民眾帶來好處，何來社會大悅?

作為時代精神匯集的大秦帝國，最集中地體現了那個時代中華民族的強勢生存精神。統一架構文明載體，使不同習俗的民族分支在同一文明載體下凝聚起來;兼容并蓄，消解融會外部流入的不同文明;崇尚法制，實行英才治國;這種強勢生存的基本精神，已經在中國文明的歷史發展中一以貫之地表現了出來。

時至今日，大國紛爭，我們不妨回視2000年前的中華文明，與今日時局何其相似。十九大以來，隨著《憲法》的修改和完善，《監察法》的出臺，當下的中國在法制化的軌道上又前進一步;黨中央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以及黨的根本宗旨，其實是對以上三種精神的繼承和發展，敢為天下先，以民為本，長久堅持下去何愁不民富國強，屹立于天下?(定遠縣紀委監委 韓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