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 6月，根據黨中央的戰略部署，劉伯承、鄧小平率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第1、2、3、6四個縱隊12萬人，搶渡黃河，飛越隴海路、黃泛區，搶奪沙河、渦河、洪河，搶渡汝河、渦河、淮河，在敵人圍追堵絕中辟出開一條血路，千里直插大別山，在以金寨為核心的大別山區站穩腳跟，重建了中原解放區，建立了大別山革命根據地，揭開了人民解放戰爭由戰略相持進入戰略反攻的序幕，標志著中國革命解放戰爭的歷史性轉折，形成了以“聽黨指揮、勇擔大責、艱苦奮斗、實事求是”為基本內涵的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的偉大精神。

在隆重紀念劉鄧大軍千里挺進大別山 70周年的今天，我們追憶這段光榮歷史，一方面是為了無限緬懷先輩們的光輝業績，另一方面是不忘初心，繼承和發揚先輩們創造的千里躍進大別山的偉大精神，把先輩們開創的偉大事業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推向一個新的階段。

一、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概況

1947 年 6 月，人民解放戰爭進入到第二年，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作出了以人民解放軍主力轉向外線作戰，將戰爭引入國民黨統治區的重大戰略決策。毛澤東在《解放戰爭第二年的戰略方針》中明確提出：“我軍第二年作戰的基本任務是：舉行全國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線去，將戰爭引向國民黨區域，在外線大量殲敵，徹底破壞國民黨將戰爭繼續引向解放區，進一步破壞和消耗解放區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戰略方針”。?

當時國民黨戰場的戰爭態勢是，對山東解放區和陜甘寧邊區的重點進攻遭受到重創，但重兵仍深陷于東線的山東和西線的陜北兩個戰場，而它的中央戰線則兵力空虛，整體呈兩頭粗中間細的啞鈴形陣勢。針對國民黨軍的兵力部署和戰略態勢，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實施“三軍配合，兩翼牽制”的戰略部署，實行戰略進攻，千里躍進大別山，逐鹿經略中原，揭開了人民解放軍戰略進攻的序幕。以劉伯承、鄧小平率領的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率先轉入外線，實施中央突破，強渡黃河，挺進大別山；陳賡、謝富治率領的晉冀魯豫野戰軍一部和陳毅、粟裕率領的華東野戰軍主力隨后分別向豫陜鄂、豫皖蘇挺進，三軍呈品字形陣勢，在中原地區配合作戰，迫敵回顧，策應內線作戰，從根本上改變敵我攻防態勢；處于內線的陜北、山東人民解放軍則在兩冀進行牽制，拖住重點進攻之敵，策應三軍經略中原，形成中央突破，三軍配合，兩翼牽制，內外線協同作戰的戰略進攻體系。

為加強對中原地區黨政軍工作的統一領導，1947 年5 月 16 日，中共中央批準成立由鄧小平、劉伯承、李先念、張際春、鄭位三、李雪峰、劉子久、陳少敏等組成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由鄧小平任書記，并任命李先念兼任晉冀魯豫野戰軍副司令員。隨后，中央軍委決定，以晉冀魯豫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政治委員鄧小平率領晉冀魯豫野戰軍第 1、2、3、6 縱隊12萬余人組成南征野戰軍（亦稱劉鄧野戰軍），執行外線作戰，向中原突擊的戰略任務。

在經過周密安排后，6月30日夜，劉鄧大軍在魯西南地區山東陽谷以東張秋集至菏澤以北臨濮集間長達150公里的黃河正面, 從8個地段同時發起強渡，一舉突破國民黨號稱“可當40萬大軍”的黃河防線，隨即發動魯西南戰役，經過 28天的連續作戰，連克鄄城、曹縣、鄆城、定陶、嘉祥5 座縣城，殲滅國民軍4個整編師師部、9 個半旅、5.6萬人，調動了國民黨從山東、陜北和中原抽調7個整編師17個半旅馳援魯西南，打亂了其戰略部署，有力地配合了山東和陜北解放軍粉碎國民黨軍的重點進攻，并為挺進大別山打開了通道。

7月23日，毛澤東致電劉鄧:“下決心不要后方，以半個月行程，直出大別山。”29日，毛澤東起草了標有3個“A”的加急絕密電報，“現陜北情況甚為困難，如陳賡謝富治及劉伯承鄧小平不能在兩個月內以自己有效行動調動胡宗南軍一部”，“陜北不能支持”。劉伯承、鄧小平看到3個“A”加密電報，深感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寄予的重望，馬上復電中央:完全服從中央決定！

1947年8月7日黃昏，劉鄧大軍兵分3路，揮師向南，悄悄開始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千里躍進大別山的戰略行動。11 日越過隴海鐵路，挾“狹路相逢勇者勝”的決絕氣勢，通過寬達 80--90 里的黃泛區，連續渡過渦河、穎河、沙河、洪河、汝河、淮河，突破了國民黨數十萬大軍的前堵后追，于 8 月 27日進入大別山北麓潢川、固始等地，勝利完成了千里躍進的任務。當天，以中共中央中原局名義向各部隊指示:“義無反顧創建鞏固大別山根據地，并與友鄰兵團配合，全部控制中原。”從此“中國人民解放軍由內線作戰轉為外線作戰，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扭轉了整個戰爭形勢。”

對于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到敵人的戰略縱深地帶實施戰略展開，重建大別山根據地的艱巨性，中國共產黨是有著清醒的認識的，毛澤東曾經預示有三種可能的前途：一是付出了代價站不住腳，退了回來；二是付出了代價站不穩腳，在周圍打游擊；三是付出了代價站穩了腳。他告誡劉鄧，要作充分的思想準備，從最壞處著想，要準備“付以較大傷亡減員之代價”，努力爭取最好的前途。

劉鄧大軍進入大別山后，經過了三個回合戰略斗爭：迅速戰略展開、尋機殲敵、內外線配合。9月集中一部兵力，開始采取避強擊弱的戰法，迅速組織實施戰略展開。連續出擊商城、光山地區守軍，將國民黨軍機動兵力大部吸引到大別山北麓，保障了進入豫東南、皖西、鄂皖、鄂東地區部隊的迅速展開和建黨、建政等工作，開展重建大別山革命根據地的斗爭，將大別山區劃分為豫東南、鄂皖、皖西、鄂東4個工作區，組建黨的工作委員會，抽調部隊和干部開展地方工作。至9月底，劉鄧大軍在鄂豫皖地區經過初步緊張戰略展開，打開了局面，依托山區安置了后方，解放了縣城23座，殲敵6000余人，在17個縣建立了民主政權。從9月到11月，經過三個月艱苦的無后方作戰和緊張的地方工作，完成了在大別山區的戰略展開，共殲敵3萬余人,  建立了金寨、潛山、太湖、朱屋廟、望江、宿松、黃梅、廣濟、浠水等33個縣的民主政權,打開了大別山區的新局面，完成了戰略部署。

在此期間，原中原突圍的主力部隊奉命改編為晉冀魯豫野戰軍第12縱隊，在副司令員李先念率領下于8月5日從山西晉城出發，高呼“打回老家去，重返鄂豫邊區”的口號，一路轉戰戰略進攻，于11月初到達大別山區，與劉鄧大軍會合。由王宏坤率領的晉冀魯豫野戰軍第10縱隊亦于11月下旬進入大別山。

為了皖西地區實行戰略展開，劉伯承、鄧小平即電示：“3縱應迅速攻占立煌。”第3縱隊即在固始召開旅以上干部會議，決定兵分兩路：第7、9兩個旅由縱隊司令員陳錫聯、副司令員曾紹山（金寨人）率領直插六安、舒城、桐城；第8旅由縱隊副司令員鄭國仲率領，經葉家集直插金家寨、霍山、岳西。

8月31日，3縱8旅在副司令員鄭國仲和旅長馬忠全、政委盧楠樵率領下，由固始、葉家集、清風嶺、胡店子、獅子口，于31日午后抵達大別山皖西重鎮、原國民黨安徽省政府金家寨的史河北岸。金家寨城內駐有安徽省保安第4總隊，和立煌縣自衛大隊400多人及46師564團（欠1個營）守備。城西黑龍潭至城東南張家畈、包公祠一帶山上，均筑有碉堡群和壕溝等堅固防御設施。

為了打好金家寨之戰，3縱8旅召開了團以上干部會議，進行再次部署。會議期間，劉伯承、鄧小平電報指示8旅要“勇猛頑強，首戰必勝，力求全殲，堅決打好這一仗”。當天下午，為查明城內敵人守備情況，保障主力渡過史河，8旅先以22團第3連作試探性進攻，3連隱蔽地渡過了史河，迅速占領有利地形后，猛烈開火，占領了敵人部分陣地。當晚守敵全部鉆入碉堡，固守頑抗。

9月l日拂曉，8旅向城內發起全面攻擊，24團將敵包公祠以西高地碉堡大部占領，并續繼向西發展；22團攻占了櫻桃灣以西高地的碉堡后，繼續向東南發展。戰至下午1時，守敵大部被殲，殘敵被壓縮在包公祠及其部分碉堡內。9月2日上午8時，8旅再度總攻，以山炮向敵碉堡抵近射擊，將敵碉堡全部摧毀，守敵四處潰逃。敵564團團長陳鐵漢率部分殘敵，據壕溝死守，1小時后也全部被殲。上午10時，戰斗全部結束，殲滅敵人46師188旅564團及立煌保安隊一部，共斃傷俘敵軍1000多人，繳獲步槍400多支，輕重機槍50多挺，大小炮10多門。

金家寨解放后，9月3日，8旅解放立煌縣重要市鎮流波?、麻埠。改“立煌”為“金寨”，金寨縣從此載入中華民族歷史的史冊。當時人民政府布告天下：“查我金家寨，大別山中心，革命根據地，中外有威名。立煌本國賊，不應留臭名，改名金寨縣，歷史面目真……”

到9月29日，3縱在大別山人民的積極支援和皖西自衛軍的配合下，不到1個月的時間，解放了金寨、六安、霍山、岳西、桐城、潛山、宿松、廬江、太湖等縣城24座，在17個縣建立了民主政權，勝利完成了大別山區的戰略展開，創建鞏固的大別山解放區。毛澤東認為，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是偉大的事變，是偉大的轉轉點。標志著人民解放戰爭進入了戰略進攻。

當劉鄧大軍在大別山地區實施戰略展開時，按照計劃的戰略部署，晉冀魯豫野戰軍陳賡、謝富治兵團于8月 23 日在晉西南渡過黃河，挺進豫西，經過 3 個月的作戰，殲敵 5 萬多人，解放了豫西和豫陜邊 36 座縣城，建立了 40 多個縣的民主政權。陳毅、粟裕率領的華東野戰軍在粉碎了國民黨軍對山東解放區的重點進攻后，于 8月間挺進魯西南地區，經過兩個多月的作戰，殲敵 3 萬余人，解放和收復了 20 多座縣城，發展了豫皖蘇解放區。

劉鄧大軍在大別山重建根據地，直接威逼南京、武漢，使國民黨大為不安。11月上旬，蔣介石在南京先后主持召開了大別山區作戰檢討會議和湘鄂皖贛蘇豫6省綏靖會議，決定成立“國防部九江指揮部”，由國防部長白崇禧親自擔任指揮，于12月初集中了33個旅的兵力，發起對大別山區的所謂“總力戰”，其戰略企圖是首先徹底摧毀大別山根據地，然后迫使解放軍退出中原。中共中央充分意識到大別山根據地能否堅持與鞏固，是中原解放區能否最后確立與鞏固的關鍵，因此，要求劉鄧、陳粟、陳謝三路大軍配合作戰，直至粉碎敵人對大別山之進攻為止。

二 、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的重大意義

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史上乃至于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上均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地位。但是，近年來，在歷史虛無主義和西方勢力的誘使下，對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的重大意義有很多誤讀，甚至歪曲。比如，《鐵血網》說“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是特殊時期的不正確決定”。這些都是十分錯誤的觀點，扭曲了歷史的本來面目。

（一）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的偉大壯舉，從根本上改變了解放戰爭的戰略相持態勢，揭開了全國性戰略進攻的序幕

解放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國民黨反動政府打的如意算盤是，消耗解放區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使其資源枯竭。即使解放區取得軍事上的若干勝利，也不能持久。因此在全面進攻失敗后，又對山東和陜北解放區進行重點進攻，妄圖拖垮解放區。而黨中央敏銳地發現，敵人集中兵力進攻山東和陜北后，晉冀魯豫戰場兵力減少，形成了一個兩頭大中間小的啞鈴式的戰略態勢，指望能代替“四十萬大軍”的黃河天險，中原戰略縱深和江南大后方兵力空虛。由于大別山戰略地位重要，直接威脅國民黨的統治中心南京和戰略要地武漢。因此毛澤東早在1947年初就指示劉鄧準備“向中原出動，轉變為外線作戰”。迫使國民黨不得不從山東、陜北兩個重點戰場抽調主力回援，從而一舉扭轉了全國戰局。這不僅是人民解放戰爭的一個歷史轉折點，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轉折點，預示著中國革命的高潮已經到來。毛澤東在1947 年 12 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會議上所作的《目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中高度評價了這一戰略行動的意義，指出：以劉鄧、陳粟、陳謝三路大軍逐鹿中原為標志的我軍的戰略進攻,  破壞了蔣介石的反革命計劃, “扭轉了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反革命集團的車輪,  使之走向覆滅的道路,  推進了歷史的車輪，使之走向勝利的道路。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這是蔣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個偉大的事變…這個事變一經發生，他就將必然地走向全國的勝利”。解放戰爭的三大決定的戰役都是發生在劉鄧千里躍進大別山后1年多一點的時間。千里躍進大別山后帶來人民解放軍巨大的軍事效應：躍進大別山直接發生時間是1947年8月7日-27日，三大戰役的遼沈戰役是1948年9月12日，平津戰役是1948年11月29日，淮海戰役是1948年11月6日。渡江作戰不久也成功了。劉鄧千里躍進大別山客觀上為三大戰役、渡江作戰創造了必要條件！可以說沒有千里躍進就可能沒有淮海戰役的條件！某種意義來說，淮海戰役的巨大成功正是千里躍進大別山最直接收獲的軍事體現！三大戰役、渡江作戰的勝利是千里躍進大別山的神妙的最好證明！正是由于千里躍進大別山的妙筆壯舉，破解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囚籠戰略，讓鐵桶計劃破產。

（二）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的偉大壯舉，有力地支持了全國的解放戰爭

劉鄧大軍挺進大起到了極大的掣肘作用。這就為中國共產黨部署鞏固華北、爭取東北的全局戰略，為全國各解放區整軍備戰，做好迎擊國民黨發動的全面內戰的準備爭取了寶貴時間。1947 年 5 月，中共中央在致中原部隊的慰問電說：“我中原各部在極端困難條件之下，執行中央戰略意圖，堅持游擊戰爭，曾經牽制了蔣介石正規軍三十個旅以上，使我華北、華中主力渡過蔣介石進攻的最困難時期，起了極大的戰略作用。”根據中央和毛澤東的指揮，劉鄧千里挺進大別山和陳謝、陳粟三個棋子，均部署到位，在北黃河、中淮河、南長江、西漢水之間的中原地區，呈“品”字形狀、互為犄角的有利戰略態勢，有力地支持了全國的解放戰爭。

（三）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的偉大壯舉，是毛澤東戰略思想的偉大實踐

毛澤東指出：革命戰爭是群眾的事業。戰爭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兵民是勝利之本，真正有力量的是人民而不是反動派。對廣大軍民的政治動員是奪取戰爭勝利最基本的條件。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打的就是一場人民戰爭。劉鄧大軍幫助群眾找牛、糾正土改政策等，都是為了老百姓。這正如毛澤東所指出那樣：革命戰爭是為人民利益而戰的戰爭，要實行代表絕大多數人民利益的奮斗綱領和基本政策。戰爭中要兼顧人民群眾的長遠利益和眼前利益，重視發展生產，盡可能地減輕人民群眾的負擔，盡力改善群眾生活，以調動和保持人民群眾支持長期革命戰爭的積極性。1947年8月7日，劉伯承、鄧小平發出命令：勇往直前，不要后方，不向后看，千里躍進大別山！這是一次路途諸多險阻的進軍，是一次全靠意志和勇敢才能取勝的進軍。劉鄧大軍自斷后路，千里躍進大別山，像一把利劍刺向敵人的心臟地區，的確是一步險棋。劉鄧大軍注重把武裝斗爭同其他各種非武裝斗爭形式結合合起來，把武裝斗爭與土地革命結合起來，建立革命政權，廣泛組織和武裝群眾，實行正規軍和游擊隊相結合、武裝群眾和非武裝群眾相結合，建立了鞏固的根據地，造成了向毛澤東所的那樣“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偉大革命陣地，使之成為發動群眾、擴大武裝、發展生產、準備干部的戰略基地，成為為人民軍隊提供人力物力支援的鞏固后方和作戰的良好戰場”。還實行與人民戰爭相適應的戰略戰術，靈活機動地使用兵力和作戰形式。正如毛澤東所說的那樣，完成了“是一支戰斗隊，同時也執行工作隊、生產隊等革命政治所要求的其他任務。”

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在戰略上，正是體現了毛澤東軍事思想一系列觀點。毛澤東在指導中國革命戰爭的長期實踐中，創立了一整套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一切從敵我雙方的實際情況出發，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有什么槍打什么仗，對什么敵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時間地點打什么時間地點的仗；靈活機動，不拘一格，揚長避短，力爭主動，利用矛盾，各個擊破；進攻時反對冒險主義、防御時反對保守主義，退卻時反對逃跑主義，有效地達到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戰爭目的。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積極防御，通過戰役戰斗上的殲滅戰達到戰略上不斷消耗敵人，借以逐漸改變戰爭力量的總體對比，最終把戰略防御推向戰略進攻。采取恰當的作戰形式，實行運動戰、陣地戰、游擊戰相結合。力求主動，力避被動，執行有利決戰，避免不利決戰，應慎重初戰。發揚勇敢戰斗、不怕犧牲、不怕疲勞、連續作戰、勇于近戰的優良作風，在軍事打擊的強大壓力下開展有力的政治攻勢，利用多種方式解決敵人。

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既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偉大實踐，也極大豐富了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內涵。

三、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精神的內涵

傳承歷史是尋根，吸收養分；研究精神是尊重發展，是文化延續和接力。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我們“想問題、作決策要有歷史眼光，能夠從以往的歷史中汲取經驗和智慧，自覺按照歷史規律和歷史發展的辯證法辦事。”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說：“歷史和傳統就是我們文化延續下去的根和種子。”大別山精神就是“忠誠奉獻、永跟黨走”的偉大精神。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精神是解放戰爭時期大別山精神的具體形態的重要表述。也是中國共產黨精神譜系的重要一環和中華民族精神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中國共產黨人以百年的艱苦探索，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把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信仰與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當今中國實際相結合，形成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和相應的紅色精神體系。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精神就是一種紅色精神。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精神的基本內涵就是“聽黨指揮、勇擔大責、艱苦奮斗、實事求是”的精神。

第一，聽黨指揮。毛澤東指出“這支軍隊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為著廣大人民利益而建立、而戰斗的無產階級性質的新型軍隊，是真正的人民軍隊。”聽黨指揮，就是堅決服從黨中央制定的各項方針、政策。劉伯承曾說：“解放區的重要城市延安、臨沂和張家口等還淪陷在敵人手中。當時，從表面上看，可說是烏云依然彌漫天空，局勢依然嚴重。”中國共產黨原計劃在1948年上半年有一個戰略行動，就是讓粟裕率領華野3個縱隊進軍江南，類似后來劉鄧挺進大別山那樣的行動，但是后來取消了。從歷史上看，凡是沒有后勤保障的遠征大都都付出巨大代價，太平天國的林鳳祥如此，紅軍的長征和紅西路軍也是如此，只有紅25軍長征創造了奇跡。從兵力規模上看，劉鄧大軍由四個縱隊組成，十二萬余人；粟裕大軍由三個縱隊組成，也是十二萬余人。在搶渡黃河前夕，鄧小平指示部隊：“我們要堅決執行黨中央、毛主席的戰略方針，責無旁貸地打出去，把陜北和山東的敵人拖出來。我們打出去挑的擔子愈重，對全局愈有利。” 劉鄧大軍在勝利地渡過黃河之后，本應休整段時間，但是當劉鄧接到毛澤東的“陜北情況甚為困難”的加急電報后，立即決定提前結束休整，執行黨中央“下定決心，不要后方，直出大別山”的命令，不顧一切困難地挺進大別山。1948年12月下旬兩次來到金寨縣視察。31日上午，在金寨下樓房聽取漆店區委書記兼工作隊長的2縱民運部副部長江川匯報工作。鄧小平強調：“要加強對貧雇農組織的領導，必須建立貧農團，貧農團是組織領導貧雇農進行革命斗爭的核心。有了這個核心，才能充分發揮貧雇農組織的作用，鞏固地聯合中農，建設和鞏固大別山根據地。”還對金寨縣委書記張延積等人強調，“縣委是全縣領導核心，應有魄力統一組織各方面力量，搞好工作，絕不允許有各自為政現象。這是能否堅持大別山斗爭的根本問題。”

第二，勇擔大責。鄧小平曾說：“我們好似一根扁擔，挑著陜北和山東兩個戰場。我們要責無旁貸地打出去，把陜北和山東的敵人拖出來。我們打出去挑的擔子愈重，對全局愈有利。”

1947年，敵人在陜北戰場投入31個旅、20萬兵力，在山東戰場投入56個旅、40萬兵力。在敵我力量還很懸殊的情況下，黨中央就決定實行戰略轉變，把戰爭引向解放區之外去，實行外線作戰，打破國民黨蔣介石把戰場放在解放區，消耗根據地人力物力的企圖，實施戰略反攻。戰略反攻的首攻方向是地處南京、武漢之間的中原大別山區。1948年8月 27日進入大別山當天，以中共中央中原局名義向各部隊指示，“勇挑重擔，顧全大局，全心全意，義無反顧創建鞏固大別山根據地”。劉鄧大軍千里躍進的偉大品格，就是為了全局的利益，不惜犧牲局部的利益，關鍵的時候站出來勇挑重擔。在敵強我弱等情況下，困難是可以想像的。但為了全局的利益，劉鄧大軍毅然義無反顧地千里躍進。在搶渡黃河前夕，劉鄧指示部隊：“我們打出去挑的擔子愈重，對全局愈有利。” 鄧小平曾在給二旅連以上干部講話時指出：“我們在大別山困難多，是在啃骨頭。但在其他戰場上，我們的兄弟部隊開始‘吃肉’了。我們背上的敵人越多。我們啃的 ‘骨頭 ’越硬，兄弟部隊在各大戰場上消滅的敵人就越多，勝利就越大。”

為了支援大別山的斗爭，減輕劉鄧大軍的壓力，黨中央命令陳粟大軍盡快南下，吸引敵人出大別山。鄧小平知道后，立即致電黨中央，建議中央不要催他們，讓他們好好休整，積蓄力量，并說：“只要他們休整好了，出來打幾個勝仗，大別山的形勢就緩和了。即使二野再減員一些也不要緊，我們可以承受這個困難。”鄧小平在金寨指出，“我們艱苦一些，在大別山多背敵人幾個旅，二陳和劉司令員在外線就能多殲滅一些敵人。”劉鄧在大別山分手之后，鄧小平主動承擔留在大別山地區，率千余人隊伍在大別山的深山野嶺之間與10萬敵人周旋，其艱難和危險是可想而知的。

劉鄧大軍顧全大局另一個表現，就是時刻心系黨中央的安危，即使在艱難危險時刻也是這樣。有一次，鄧小平破例和部下喝酒，高興地說，今天收到了黨中央發來的電報，“毛主席和中央機關安然無恙，我們喝一杯慶祝酒”。劉鄧大軍這種顧全大局，勇挑重擔的偉大精神，受到了黨中央的表揚，也得到了兄弟部隊的一致好評。

劉鄧大軍在挺進大別山的斗爭中緊密地與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十分注意軍民之間的團結，時刻注意關心人民的利益，密切聯系群眾。劉鄧規定：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團結 90％ 以上的人。這就是要求關心群眾的利益，嚴格執行紀律，絕不能侵犯群眾的利益。剛進入大別山時，部隊出現了一些破壞紀律，侵犯群眾利益的情況。對此，劉鄧高度重視，立即召開了幾次會議，制定了三條紀律：槍打老百姓者槍斃，搶拿民財者槍斃，強奸婦女者槍斃。公審槍斃了違反規矩的警衛連副連長趙桂良。同時，向全野戰軍頒發了整頓紀律的命令，迅速克服了松懈情緒和違紀現象。劉鄧還帶頭執行群眾紀律，時時處處關心群眾的利益，為部隊作出了表率。幫助金寨沙河地區老漆找牛等等傳為佳話。

在金寨轉戰期間，劉鄧大軍嚴格執行紀律，贏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有力支持和擁護。群眾積極支援部隊作戰、送情報、當向導、運物資、捐糧捐物、救護傷員。由于金寨境內形勢比較穩定，2縱的很多后勤機關都設在這里。時近嚴冬，進入大別山解放軍都是單衣破衫，急需添置棉衣。金寨人民群眾一面捐助，一面積極幫助到麻埠、金家寨、流波?、葉家集等地購買土布、棉花，制作棉衣，很快解決了部隊冬裝的困難。駐在雙河的2縱教導團，生活十分困難，人民群眾踴躍獻糧捐款，幫助做棉衣、做鞋。僅鐵沖鄉高畈村群眾，就獻大米7007斤，稻谷1512斤，燒柴2490斤，棉衣16件，鞋子49雙。南溪區丁埠村的貧農團，發動群眾150多人，為駐軍送去大米2000斤，蔬菜3000斤，燒柴4000多斤（解放軍當時打有收條或借條，解放后金寨縣人民政府全部付還）。在南溪、泗道河、湯家匯一帶有2縱的野戰醫院，住有南下戰斗負傷的600多傷員，全部安置在泗道河、湯家匯、竹畈、雙石一帶的群眾家里。加上擔架隊、運輸隊、警衛連、看護排和醫生共1300多人；在關王廟、七里沖建有槍械修理所；在吳家店太平山的華家灣、汪家灣、鐵棚崗、周家灣、潘家灣等處設有被服廠，為部隊生產棉衣棉被。

為了使傷病員早日恢復健康，人民群眾自己忍饑挨餓，把糧食省給傷病員吃。2縱教導團的班長王友芳，因戰斗頸部受重傷，被安置在雙石鄉董家灣傅家榮老大娘家里養傷，傅老大娘和兒子以及董家灣20多戶70多名男女老幼，天天為他轉移躲藏地點，一日三餐喂水喂飯，像親人一樣調養，幫助轉移掩護。全國解放后，王友芳為了報答老根據地人民恩情，多次寫信感謝董家灣的人民群眾和傅家榮老大娘一家，稱傅家榮老大娘為母親。這些動人事例，在金寨各地不勝枚舉。

第三，艱苦奮斗。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到大別山，立足以至建立起根據地,面臨著極其殘酷的歷史性的困難。一方面，在于大別山是紅四方面軍的發源地和鄂豫皖根據地。劉鄧大軍的老底子，就是當年能打硬仗的紅四方面軍。老紅軍、老部隊回家鄉了，誰不想打好仗、做好群眾工作、站穩腳跟呢？可大別山在國民黨統治下已搞得貧困不堪，加之歷史上有人民軍隊的“四出”大別山：紅四方面軍西征川陜，二是徐海東紅25軍長征到陜北，三是高敬亭新四軍四支隊東進，四是李先念中原突圍。國民黨反動派燒殺搶掠，加上日本經略者為非作歹。造成該地很多地區無人區。上年紀的人都很懂革命理論，當劉鄧大軍開始給群眾做工作，講到分配土地時，很多群眾說：“不用你分，我們1927年就分好了。”“在我們大別山，你們有過四次走出，沒有一次不是搞到籮里精光（羅山、禮山、經扶、光山），最后還要到剝皮（陂皮河）才走的。鬼才相信你們旱鴨子（北方人）不走。”另一方面，從1946年6月全面內戰爆發后，在一年時間里，戰爭基本上是緊扭在解放區內打的。對于人民解放軍來說，當時的形勢是敵強我弱，不得不實行主動的內線作戰。內線作戰好處，可以依托老根據地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掩護，解放軍對根據地的地形熟悉，便于誘敵深入后能在運動中伺機殲滅敵人，同時人力補充部隊消耗容易得到糧食供應，傷病員也能得到較好地安置。一年中，共消滅國民黨軍97個半旅（含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編第74師），極大消耗了國民黨軍的實力。同時，解放軍在連續作戰中得到了鍛煉，繳獲了敵人的很多武器裝備，積累了豐富的作戰經驗，實力有了很大增強，并完成了從分散游擊作戰到集中主力實施大兵團作戰的轉變。這些都為解放軍從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準備了有利條件。但是長期的內線作戰也打爛了解放區，造成了對解放區經濟的嚴重破壞。陳再道將軍回憶：“前幾個月在冀魯豫地區拉鋸式的戰斗，打過來，打過去，有些地方，老百姓的耕牛、豬、羊、雞、鴨幾乎全打光了。地里種不上糧食，部隊沒飯吃，怎么能打仗...野戰軍、地方軍加起來四十多萬人，長期下去實在養不起。我們早一點打出去，就可以早一點減輕解放區人民的負擔。戰爭，是軍事、政治、經濟的總體戰。再強的軍隊，沒飯吃是打不了仗的。”

1945年黨中央決定開創東北開辟根據地時，18萬軍隊大軍浩浩蕩蕩，還帶有12萬名干部，按照這個比例，劉鄧大軍至少帶上8萬干部同行，才有建立根據地的可能，可是劉鄧僅僅帶上數千干部南下。1948年12月31日上午，鄧小平在金寨下樓房強調：“要嚴格遵守群眾紀律，艱苦奮斗，與群眾同甘共苦，打成一片。”劉鄧大軍能戰勝困難的重要法寶，主要是能夠正視困難。劉鄧大軍搶渡黃河之后，從魯西到大別山區有千里之遙，一路上，既有黃泛區、沙河、淮河等天然的關寨障礙，又有數十萬敵軍的前堵后追，充滿艱難風險。劉鄧向部隊發出號召：“走到大別山就是勝利 !”借以鼓勵廣大官兵同各種困難作斗爭。在渡黃河遇到強敵阻擊時，劉鄧親臨前線激勵將士。鄧小平指出：“我們要不惜一切代價，堅決打過去 !”劉伯承也指出：“狹路相逢勇者勝，從這里殺出一條血路，沖過去 !”劉鄧不惜一切犧牲，充滿壓倒一切困難氣勢的話語深深地鼓舞了官兵。冒著敵人的炮火，殺出一條血路，終于突破了敵人的防線。正是靠著一不怕死、二不怕難的精神鼓舞，劉鄧大軍勝利地到達大別山。挺進大別山難，堅持大別山斗爭更難，在大別山站穩腳跟就難上加難。劉鄧大軍深入敵人腹地，無無后方物資接濟，干部戰士又多是北方人，不習慣山地作戰，不服南方水土，缺乏山地、水田地帶作戰經驗，穿不慣草鞋，語言溝通難，加上敵軍重重圍剿，更是險象環生。鄧小平號召，部隊要不怕吃苦，胸懷全局，敢于斗爭，敢于勝利，不能被艱苦的環境所嚇倒，要以樂觀的態度對待困難。張延積《開辟大別山區的及時雨》記載，鄧小平在金寨指出，“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已經達到一個新的轉折點。我們已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了，只要我們努力奮斗，黑暗即將過去，曙光即在前面，革命的勝利會很快到來。”?這個講話給大家在艱難時期看到勝利的曙光。由于劉鄧等首長的政治思想工作，使部隊中一些人存在的畏難情緒得到了克服，廣大官兵以飽滿的革命熱情和戰勝一切困難的勇氣去面對困難，戰勝困難，為劉鄧大軍的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

要艱苦奮斗，必須不怕犧牲。為了挺進大別山，堅持大別山斗爭，劉鄧大軍付出了損失過半的代價。這正展示了劉鄧大軍不怕犧牲的精神。部隊沒有棉衣，劉鄧帶頭示范，命令全軍自己動手用土布縫制棉衣穿；沒有鞋子，就自己動手打草鞋；沒有藥品，醫務人員就用鹽水為傷員消毒。在最困難的時候，有的部隊20多天吃不到油和鹽，有的部隊甚至斷糧，用野菜充饑。

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前是12萬人，一路打了硬仗、險仗、惡仗，到大別山后戰斗仍在繼續，部隊銳減到不足7萬人，傷亡較大。在堅持大別山斗爭期間，劉鄧大軍在陳粟和陳謝兩路大軍配合下，共殲敵12萬余人。1947年7月劉鄧大軍（晉冀魯豫野戰軍）出征時實力：一縱32357人，二縱31000人，三縱26468人，六縱26322人，野戰軍直屬隊6370人，總計南下122517人。1948年3月初主力轉出大別山時，除留下一批軍區部隊和地方工作人員外，兵力約7萬人：一縱15363人，二縱11627人，三縱15384人，六縱14280人，野戰軍直屬隊3000人。

從12萬減少到不足7萬人，足以印證了劉鄧大軍付出的巨大艱辛、困苦、英勇和犧牲。劉鄧大軍用鮮血染紅了大別山溝溝嶺嶺，染紅了中原大地！劉鄧大軍在緊張的戰斗中，靠艱苦奮斗、不勝不休精神，克服了重重困難，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從此，全國戰局由被動防御轉入戰略進攻。

第四，實事求是。劉鄧大軍在千里躍進大別山中，首先堅持從實際出發，注重克服“左”和右兩種錯誤思想傾向。在進入之初，有些同志存在模糊認識，產生了右傾情緒和違法亂紀現象。劉鄧對此進行了嚴厲批評，強調了重建大別山根據地的重大意義，要求大家一定要樹立以大別山為家的思想。針對部隊出現了總想打殲滅戰的急于求戰的浮躁情緒，鄧小平批評到，大別山斗爭勝利不決定于消滅多少敵人，而決定于能否實現黨中央、毛澤東的戰略決策，付出了代價站穩腳，站得住就是勝利。在金寨下樓坊，鄧小平對金寨縣委領導說：“倘若今后戰略需要，再抽一些主力部隊去外線作戰，你們能不能挺住？”金寨縣委書記張延積肯定地回答：“困難會多些，但能堅持。”鄧小平贊賞道，“承認困難，不怕困難，戰勝困難，這就是共產黨人的品格。有你們這幾句話，我的心里更踏實了！”

其次，堅持從實際出發，制定正確的政策。劉伯承曾強調：政策是有一定極限的，不到限是右，超限是“左”，過“左”和過右都會損害黨的利益。為了打破敵人對大別山的圍剿，劉鄧采取“內線堅持和分兵向外的“分兵”行動的方針，內外結合，尋機殲敵。鄧小平率千余人堅持大別山斗爭，繼續牽制敵軍，劉伯承率部分部隊轉出大別山去淮北臨泉等地區發展。鄧小平在堅持大別山斗爭時，從實際出發，根據敵強我弱的形勢和大別山中心區回旋余地小，不利于大部隊作戰的地形，制定了分散與集中相結合的軍事方針。在這一方針指導下，堅持大別山斗爭的部隊取得了一系列的勝利，打了一個又一個漂亮仗，取得了內線堅持的重大勝利。鄧小平在總結新區經驗時曾說過，關于作戰，要看當時當地的敵情而定。

再次，從實際出發還體現在土改政策的執行上。劉鄧在總結大別山地區土改中“左”和右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進行了實事求是地糾正。1947年底，鄧小平、李先念等到金寨、麻城檢查工作時，發現一些地方“在浮財中，貧農幾乎沒有分到什么東西。”立即通報各地，指示“各區嚴重注意”。2月8日和3月8日，鄧小平專門向中央寫出兩份書面報告：“在新區樹立兩個觀念非常必要。l、根據地之確立與土改之完成要經過相當長的過程，絕非一年兩載所能達到。2、在斗爭策略上，應分階段分地區的逐步深入，開始應縮小打擊面，對于農民有利，否則必犯急性病和策略上的錯誤。我們南進后，由于對形勢過于樂觀，對困難估計不足，企圖迅速完成土改，確立根據地，故5個月的成績尚微，確有急性毛病。”（《復毛主席征詢新區斗爭策略與群眾組織形式問題》）并詳細列舉了進入大別山后犯左傾急性病的表現：“不分階段，不分地區，對大中小地主及富農一齊下手，樹敵太多；強調貧雇路線，沒有完全按中央以貧雇農為骨干、鞏固地聯合中農的路線；在工商政策上有‘左’的傾向；沒有區分鞏固區與游擊區的不同情況，分別采取相應的政策；武裝力量過于分散，不能有效地保護工作人員的安全；干部缺乏策略思想，沒有團結90％以上的人，有些地方甚至亂殺人。”規定了“要團結90％以上的人；在鞏固的地區集中力量向外發展，在游擊區采取武工隊的形式打擊敵人；禁止亂殺人；注意工商政策。”?

劉鄧大軍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正確提出劃分“游擊區和鞏固區”以及“分區土改”的政策策略，實行減租減息等政策，探索出“大別山經驗 ”，在半年之內站穩了腳跟。對此，毛澤東親自復電：小平所述大別山經驗極為寶貴，望各地各軍采納應用。

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永遠鐫刻歷史豐碑上。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精神對我們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和鑄就偉大的人民軍隊具有重要的現實價值：學習踐行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的堅決聽黨指揮、胸懷全局、敢于擔責、艱苦奮斗、從實際出發的偉大精神，對我們當前強化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嚴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等具有十分深遠的意義。 學習踐行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的從實際出發，解放思想，不唯本本重視實踐的偉大精神，對于我們堅定共產主義信念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勇于探索，敢于創新，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學習踐行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的密切聯系群眾，做親民愛民典范的偉大精神，對于我們養成親民愛民的情懷，牢記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把群眾利益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堅持人民至上，認真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現實的利益問題，進一步治理貧困、共享發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努力作出經得起人民和歷史檢驗的業績，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