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叔敖是春秋時期楚國著名的令尹（宰相），然而，司馬遷在《史記·循吏列傳》中卻只記載了孫叔敖兩件小事：

第一件事，是楚莊王認為楚國貨幣重量太輕，下令把小幣改鑄為大幣。但是，很明顯這樣一來，人們用起貨幣來很不方便，導致百姓只好放棄了本業。市場管理者向孫叔敖報告了這個情況。孫叔敖馬上請求楚莊王恢復舊幣。

第二件事，是楚國民眾愛坐矮車，但楚王認為不便于駕馬，打算下令把車的底盤改高。孫叔敖表示反對，他認為，政令多了，百姓無所適從。他建議加高閭里的門檻，這樣，百姓乘車出入，自然就會把車子底盤改高。

這兩件事相對于一國宰相孫叔敖所做的其他事來說都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司馬遷卻獨獨選擇了這兩件小事。這是為什么？

難道是孫叔敖品德不好嗎？非也。

孫叔敖為人品德堪稱模范，他少年時，曾在路上遇到一條兩頭蛇，當時習俗認為見兩頭蛇者必死無疑。他想：要死只死我一人吧，不能再叫其他人看見了。于是，他斬殺了這條蛇，將其埋入山丘。其族人因此對他贊佩不已。

那么，是孫叔敖官德不好嗎？非也。

《淮南子》及劉向《說苑·敬慎》都有記載，孫叔敖被楚王任命為楚國令尹，一國吏民皆來祝賀。有一位穿粗衣、戴白帽的老人也趕來湊熱鬧，他不僅不祝賀，反而聲稱吊喪。別人都很詫異不解，孫叔敖卻正衣冠而見老人，問其故。老人說，人有三怨：有了地位就驕傲自大，下面的人就會怨你；地位高而擅權，上面的人就會怨你；俸祿豐厚而不知足，禍患就會降臨在你的頭上。孫叔敖向他請教應如何處之。老人說，地位越高，心氣越要低下；權力越大，心志越要小；俸祿越豐厚，越要謹慎不貪。

孫叔敖牢記這三怨，對待名利，堅持一個原則——“欲人之所不欲”，在位時不謀私利，也不給自己安排身后事，“持廉至死”。他死后，兒子窮困潦倒，不得不靠給人背柴度日。

再則，是孫叔敖為政沒有值得稱贊之處嗎？非也。

孫叔敖是春秋時難得的廉官和能官，死后家貧也怪不得楚莊王。他生前行政、治軍獲得了極大的成功，楚莊王多次重賞，但孫叔敖卻堅辭不受。

公元前597年，晉楚之間發生了一次著名的大戰“邲之戰”。其時晉強而楚弱，正是孫叔敖輔助莊王機智靈活地指揮了這場戰斗，把強晉打得措手不及，倉惶潰散，逃歸黃河以北，楚國得以成為中原霸主。《史記》稱：“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又說孫叔敖“三月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奸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

這么一位能臣賢相，可以載入史冊的事實在太多，但司馬遷卻偏偏選擇將上述兩件小事作為其傳，這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司馬遷信奉“非常史觀”。在《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中，他表達了這一觀點：

“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異也。”

問題是，《史記》選擇記載的這兩件小事都不是“非常之事”，甚至可以說是在孫叔敖一生諸多大事中可以忽略不計的小事。

縱觀各種文獻記載，孫叔敖算得上是一個“非常之人”了，司馬遷將其列為“循吏第一”，也是別有深意的。

所謂循吏，司馬遷解釋道：“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也就是說循吏是指那些不威而懼、奉職循理的官吏。后世因而將那些重農宣教、清正廉潔、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的州縣級地方官稱為循吏。

在司馬遷看來，循吏是一個類別，與蘇秦、張儀、伍子胥、孟嘗君、司馬相如等人截然不同，后者這些人只不過是某一方面表現“非常”的特殊人物，不具有代表性，而孫叔敖恰恰具有廣泛的代表性，是為政的楷模。

《史記》選擇第一件小事入傳，可以說這表明孫叔敖堅持真理、實事求是，以民生為重；第二件小事則表明孫叔敖執政有謀略，要改變固有的陋習，不是采取強迫的手段，而是懂得因勢利導。

司馬遷進而總結道：這就是“不教而民自化”的為政之道，近者見之而效仿，遠者通過觀察四周也能效法。對于孫叔敖來說，這才是一個官員的職責本分和初心。因此他一生三次居相位而不自喜，明白這是自己憑才干獲得的；三次離開相位也不悔恨，明白這不是自己的過錯所導致的。

這充分說明司馬遷能夠不忘循吏，也表明他懂得循吏的重大價值。在他看來，循吏是政通人和的根基。因此，唐代史學家司馬貞在《史記索隱》中贊曰：奉職循理，為政之先。恤人體國，良史述焉。（劉緒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