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個好人，是從祖父那一輩開始的。

說起來，按祖籍我不是本地人。我的祖父是鄰市的人，上世紀20年代，因為水災，他流落到上海，得到好心人資助去學醫，后因醫術精湛，被患者邀請到本地，開了第一家西醫診所，認識了祖母，就在本地安了家。祖父祖母老實本分，勤勞善良，免費給窮人治病，家里八、九口人勉強糊口。小城的居民對他十分尊敬，提起趙先生，都說：那是一個好人哪！有一個小姑娘是先天性心臟病，住的遠，來回看病不方便，祖父祖母讓小姑娘在家里生活，教導子女好生相待。在當時的醫療條件下，祖父竭盡全力治療，小姑娘平安長大，結婚生子。我們兩家人也變成了親戚，現在仍然來往密切。

祖父不僅醫術好，思想也比較進步，對共產黨心生敬佩。上世紀30年代，小城的地下黨組織負責人戴文生進城開展活動時被追捕，慌亂中躲進祖父的診所。祖父讓他躺在床上，用被子蒙住頭，祖母拿來自己的鞋子放在床前。追兵趕到時，祖父解釋說床上是一個傳染病患者，祖母很配合的要去揭開被子給追兵看，追兵很嫌棄的離開了。到了晚上，祖父讓戴文生換了衣服，戴上一頂大帽子，帶他出城，說是城外有急診，把他安全送出城。戴文生感動不已，與祖父認做異姓兄弟。后來祖母跟我說起這一段時，我目瞪口呆：難怪那個戴爺爺經常來家里做客，這情節跟電影里一樣一樣的啊！戴文生是靈璧縣第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靈璧縣黨組織創始人。如果他當時被捕，小城的黨史可能就要改寫了。我問祖父當時怕不怕，他說：我不怕，因為我知道你戴爺是好人。

我的叔叔和姑姑們都受到祖父祖母的影響，多人從醫從教，積極加入中國共產黨，救人身體，啟人心智，在平凡的崗位上做一個好人。我的父母都是縣醫院檢驗科醫師，一輩子兢兢業業，是非分明。我的父親是業務骨干，多次被評為優秀共產黨員，是縣人武部征兵體檢指定的檢驗師。縣城小，一些體檢不合格的人托關系讓他“行行好”，打招呼讓他“抬抬手”，甚至是吵鬧和威脅，他都堅定地說：“征兵體檢檢驗，就是要護我長城。檢驗不合格的，一個都不能放！這樣的‘好人’我不能做！”連續21年，經他檢驗過的新兵，無一人因檢驗問題被退兵。

1984年，我成為檢察官，第一次穿上檢察制服走在路上，英姿颯爽的樣子獲得不少回頭率，我心里美滋滋的。父親及時提醒我：不管做什么工作，穿什么制服，都要記得做一個好人！在我走上領導崗位之后，父親指著家里墻上一幅國畫“清竹圖”問我：“這是我最喜歡的一幅畫，知道為什么嗎？ ”我知道父親的意思，說：“老爸放心，女兒跟您一樣，也是一名黨員，我會像您一樣保持黨員的本色。”

從檢33年，我整天與案件打交道，在工作中，每當出現干擾，我都會想起父親的剛正不阿，想起自己進入檢察隊伍的初心，對公平正義的執著追求。每年近千個刑事案件、千余名犯罪嫌疑人，我堅持不枉不縱，不遺漏一件罪行。為了把女性的特有的細膩和溫柔融入到檢察工作中，讓法律彰顯人性的溫暖，我倡導單位建立了女性辦案組，專門負責辦理侵害婦女兒童權益和未成人犯罪案件，關注20余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寬嚴相濟，讓他們重新回到人生正確的軌道。我利用業余時間，與同事們一起去各鄉鎮中小學普法，關心留守兒童，被她們稱為“檢察官媽媽”。2016年，我被評為“安徽好人”，傳承了祖父祖母和父母的良好家風，實現了他們對我期許。

2013年時，父親患有糖尿病并發心臟病，行動要依靠輪椅。在他病重住院的日子里，我無法在床邊盡孝。父親從沒責怪我。父親去世后，每每回憶至此，我都心痛不已。我知道，他是支持我做一個好人的。共產黨員，首先就應當是群眾心中的一個好人，做好人精神的忠實踐行者，憑借著使命要求、崗位職責，吃苦在前、奉獻在前，為大眾幸福貢獻力量。

兒子去年考上大學之后，積極參加學校的各種志愿活動，定期去孤身一人的老教授家里打掃衛生，陪老人聊天，還被團中央授予“優秀志愿者”稱號。前幾天，他打電話說想寫入黨申請書，問我怎樣才能成為一名合格的黨員。“要做一個好人！”我堅定地說。

（敘述：安徽省靈璧縣檢察院  趙曉鋒      整理：宿州市紀委  張一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