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不僅是一位英雄，還是一位詩人，更是一位哲人。世人大多知其氣節，而不知其哲學，原因恐怕是其思想成就為其事跡所掩蓋。他雖沒有給我們留下哲學方面的專著，但他散見于各種奏疏、序跋、詩文中熠熠生輝的思想，卻為我國文化史留下了一筆寶貴的財富。

檢閱《文山先生全集》，我們發現文天祥的政治思想是建立在他的“不息”哲學基礎上的。“不息”一詞，出自《周易·乾卦·象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與宋代大多數思想家一樣，他喜歡讀《周易》，在其文章中經常引用《周易》；他的哲學思想亦來源于《周易》。那么，他是怎樣理解“不息”的呢？他說：“天久而不墜也，以運；地久而不隤也，以轉；水久而不腐也，以流；日月星辰而常新也，以行。天下之凡不息者，皆以久也。”“不息”之理，即運動之理。他不僅強調了運動、變化的普遍性，更重要的是強調了運動、變化的絕對性。他把“不息”與“久”的概念結合起來，正確地解釋了“不息”的根本特征。

文天祥“不息”哲學的意義并不僅僅局限于解釋宇宙、自然的范圍。他把這一原理和治國、用人、“補世”結合起來，以“人物之生，亦無一日可息”的總規律，“充之而修身治人，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致知，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自精神心術，以至于禮樂刑政，此亦一不息也”。只有“不息”，才能常新，才能立于不敗之地。既然“天地與道同一不息，圣人之心與天地同一不息”，那么，對“君子”的要求就是“君子所以進者無他，法天行而已矣。……獨有一言愿獻于君者，曰行，行固君子字也。”也正因為如此，他在國家危難時刻毅然決然挺身而出，毀家紓難，乃至壯烈獻身，完全是由于“不息”的思想在支配著他的行為。

文天祥指出：“天道人事，實不相遠，自古人君，凡知畏天者，其國未有不昌。”所謂“天道人事”，就是要以天道之不息原則運用到人事上來，運用到治國上來；雖用“畏天”的外衣，包含的卻是治國的進步主張。“不息”思想驅動他多次上書朝廷，呼吁“臣之所望于陛下者，法天地之不息而已”。南宋朝堂如果能聽他一言，由“不息”而“自強”，或能挽回頹勢。他以“不息”之論，再三上書朝廷：“臣愿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為淑士之道，則士風一淳，人才或于是而可得矣。”只有持不息之心，才會產生求“淑士之道”。由此可見，他把“不息”擴充到無所不在、無遠弗屆的地步。

在《御試策》中，文天祥還提出：“變通者之久，固肇于不息者之久也。蓋不息者其心，變通其跡，其心不息，故其跡亦不息。”為什么要變通呢？他認為：“天地之所以變通，固自其不息者為之，圣人之久于其道，亦法天地而已矣。”“道之在天地間者，常久而不息，圣人之于道，其可以頃刻息邪？”基于此，他用了許多無可辯駁的事實，把南宋民政、吏政、兵政、財政以及對外方面所面臨的形勢，擺到明面上，繼而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建議。改革不息，必須是長期不斷而又全面徹底的，不能“中道而廢”。他以“行百里之途”來比喻改革不息的過程，教誡人們不要自止于六七十里之間，要做到“無歲而敢息，無月而敢息，無日而敢息也”。說到底，沒有改革不息之心，就不能“行不息之道”。

可以說，文天祥的改革不息論，是社會的需要，也是時代的呼聲。他在《跋彭叔英談命錄》中說道：“國有大災大患，不容不出身捍御。”這是他的不息論在愛國主義思想上的充分體現。他看得很清楚，要改革首先必須針對當時鄙頑的士風、士習，因為人才匱乏的根本原因是士風敗壞，“士習厚薄，最關人才”。所以他大聲疾呼：“厚今之人才，臣以為變今之士習而后可也。”要變革士習，必須改革科舉制度。他旗幟鮮明地指出：“三代以下，無良法取士者，因仍科舉不能變。”科舉之弊何在？他在《御試策》中說道“明利而已矣”。以“明利”二字，針砭其弊，說明他看得非常透徹。在這種制度下“取青紫而得車馬者”，能治理國家嗎？他說得很清楚，這些人“心術既壞于未仕之前，則氣節可想于既仕之后”。這些空言性命、心術敗壞的逐利之徒，不談國家民生，對國家的安全、民族的恥辱，漠不關心，有何氣節之談？他痛切發問：“今何如時，尚拘拘孑孑于資格之末？”在民族危亡時，他的改革不息之論，是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的。此外，他還主張：青少年須得到正確的家庭教育，國子監的學生既要學習經學，也要學習治國之道和防邊、水利等科目，促使學者不是只圖浮名，而要能辦實事。這些見解無疑是深刻正確的。

“壯心欲填海，苦膽為憂天。”縱觀文天祥的一生，“天下為公”是他“不息”哲學的歸宗，也是他的最高終極目標；在理論上充實、發展了儒家的治國主張，從更高的層次上論述了理想治國的根本特征。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無疑是站在了時代的最高峰。他的“不息”的哲學思想，他的義勇行誼及其驚天地泣鬼神的壯烈事跡至今還在推動我們中華民族前行。（周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