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來，廣大科技工作者肩負歷史重任，以一腔報國熱情向科學進軍，樹立起一座座精神豐碑。讓我們重溫一組書信，感受他們的科學理想和動人情懷。

沖破封鎖，踏上歸途

同學們：

是我們回國參加祖國建設工作的時候了。祖國的建設急迫地需要我們！

……

祖國的勞動人民已經在大革命中翻身了……從現在起，他們將是中國的主人，從現在起，四萬萬五千萬的農民、工人、知識分子、企業家將在反封建、反官僚資本、反帝國主義的大旗幟下，團結一心，合力建設一個新興的中國，一個自由民主的中國，一個以工人農民也就是人民大眾的幸福為前提的新中國。

要完成這個工作，前面是有不少的艱辛，但是我們有充分的信念，我們是在朝著充滿光明前途的大道上邁進，這個建設新中國的責任是要我們分擔的。

……

回去吧！讓我們回去把我們的血汗灑在祖國的土地上灌溉出燦爛的花朵。

這段文字選自一封上世紀50年代初影響了許多中國留學人員歸國之路的《給留美同學的一封公開信》。此信由當時留美學生朱光亞組織起草，有52名中國留學生簽名。

朱光亞于1946年進入美國密執安大學研究生院從事核物理實驗研究工作，4年后畢業并獲博士學位。進入密執安大學之前，他本是作為年輕學者，跟隨物理學家吳大猷、化學家曾昭掄、數學家華羅庚一起赴美考察、學習原子彈的相關技術。

哪知，一行人剛剛赴美，就接到美國政府的規定：凡是與原子彈有關的科研機構，包括工廠，外國人均不得進入。加之當時國民黨政府忙于內戰，政治局面和經濟形勢混亂不堪，承諾的研制經費也隨之落空，科研頓時陷入窘境。現實讓朱光亞認識到，舊中國不可能搞出原子武器，美國任何時候也不會幫助中國發展尖端科學技術。作為中國人，要發展就得靠自己。

考察熱望破滅后，幾人分別進入美國的研究機構或大學學習。朱光亞一邊作為吳大猷的助手做理論物理課題，一邊攻讀博士學位，學習實驗核物理——與“原子彈之夢”最接近的研究領域之一。

留學期間，朱光亞密切關注國內形勢變化，積極組織學生進步活動。他不僅學術上表現突出，還在當時規模最大的留美中國學生社團擔任分會會長，在同學們中很有號召力。平日里，朱光亞常常組織大家圍坐在草坪上宣讀家信，傳遞國內消息。

1949年，新中國成立。一時間，留洋學生奔走相告。同年12月18日，周恩來總理通過北京人民廣播電臺，向海外知識分子發出“祖國需要你們”的號召，代表新中國政府邀請海外留學生回國參加建設。進步科學家團體“留美科協”等不斷召開討論會、座談會，積極宣傳新中國的政策。

在國家政策的感召、進步團體的推動下，海外學子掀起了歸國潮。朱光亞搶在美國對華實行全面封鎖之前，于1950年2月搭乘“克利夫蘭總統號”輪船，取道香港返回祖國。回國前，他牽頭組織起草《給留美同學的一封公開信》，以肺腑之言呼喚海外學子回國參加建設。這封信在留美學生中間產生了極大反響。后來，密執安大學的大部分中國留學生在取得了學位后，都紛紛選擇回國。這封信還傳到英國、法國，在那里的許多中國留學生也都陸續回到了新中國。

1950年8月31日，載有128位歸國留美學生的“威爾遜總統號”輪船自美國舊金山駛往中國。臨行前，研究核物理的趙忠堯和研究遺傳學的鮑文奎商定，冒險把經典加速器的圖紙、真空管的零件放在鮑文奎的行李箱里。由于鮑不是學原子彈的，所以當他們登上輪船時，鮑文奎相對安全，行李也沒有受到嚴格的檢查，從而順利地將科研設備帶回祖國。而在郵輪抵達日本橫濱時，趙忠堯、羅時鈞、沈善炯被要求接受檢查。此后，三人被押送下船、上岸訊問，遭到非法扣押。經中國政府的交涉，約兩個月后，三人方獲釋。

回國的路，備受阻撓。1951年，美國司法部公然下令各移民局禁止一切受過“科學訓練”的中國留學生離境，明令警告已經掌握了專業技術知識的中國留學生“不得離開或企圖離開美國”。直到1955年中美大使級會談就僑民回國問題達成協議，美國才取消了這一禁令。

盡管如此，1950至1955年間，在國家的支持幫助下，海外學子沖破層層封鎖，有上千人回到祖國。他們懷著一顆赤子之心，在黨的領導下快速投身國家科技事業。

一封無法寄出的家書

父親、母親：

你們好嗎？如果你們現在看到我，還能認出你們眼前的這個中年男人就是你們的兒子嗎？

還記得1963年的團圓嗎？當時我故作輕松地說，我馬上要去執行一項任務，也可能好長時間不能回家。父親什么也沒說，默默地點了點頭。母親抬頭看了看我，眼睛里全是問號。多虧也是軍人的哥哥，說了一句“別問，保密。”

現在，這個秘密可以揭開了。

1964年10月16日，《人民日報》號外那震撼人心的標題：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那是我永生難忘的一天。

對我來說同樣難忘的，還有1967年的7月10日。那天，我剛剛執行完任務，科室主任對我說，有我一封信。

拿到這封信的時候，我就感覺不同于往常。信封很厚，里面好像裝著其他的什么東西。我急忙打開信封，抽出信紙，一塊黑紗掉了出來。我的母親去世了。我戴上黑紗跪在地上，嚎啕痛哭。但是我不能哭得太久，因為馬上就要去執行一項新的任務。

……

19年了，離開的時候，是熱乎乎的團圓飯。回來的時候，是你們冰冷的墓碑。可付出青春年華的何止我一個！而所有的這一切換來的是我們擁有了震撼世界的原子彈和氫彈，我們打破了超級大國的核壟斷，我們鑄就了共和國的核盾牌！

1963年，23歲的王鵬畢業于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原子工程系引爆控制系統專業。畢業后，他接到命令，要執行一項重要任務。任務是什么不能說，去哪里也不能說。組織上給了王鵬幾天假期，要他回家看看父母。

當時王鵬家里條件不是很好，但即使這樣，父母仍然擺了一桌像樣的飯菜，為他送行。王鵬沒有想到，這竟是他和父母的最后一頓團圓飯。

在之后執行原子彈、氫彈、核潛艇研制任務的19年里，王鵬的雙親先后去世，他都沒能到床前送終。不僅如此，王鵬到底在哪，執行什么任務，由于他始終沒有向家里透露一個字，他的父母也無從得知。

任務結束后，回到家的王鵬寫下了這封信，卻是一封再也無法寄出的家書。

像王鵬這樣隱姓埋名，在核工業等領域無私奉獻數十年的，并不在少數。

鄧稼先離家遠赴征程時，女兒才4歲，兒子只有2歲。1958年，他與妻子、一雙兒女拍攝了一張全家福，自此便走進大漠荒煙，從人間“失蹤”了28年。

在核武器研制基地，鄧稼先任原子彈的理論設計負責人，他一面部署同事們分頭研究計算，自己也帶頭攻關。在沒有資料、缺乏試驗條件的情況下，鄧稼先帶領大家用手搖計算機、拉計算尺、扒拉算盤，算出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理論數據。

在與世隔絕的茫茫大漠中默默奉獻，不畏艱苦，不懼犧牲，是什么支撐著科學工作者？

是黨的需要、祖國的需要。

1985年，鄧稼先離開羅布泊回到北京時，他已身患癌癥。直到1986年6月的一天，他的名字突然同時出現在全國各大媒體報道中，埋藏了多年的秘密才被人知曉。

28年隱姓埋名，聚少離多，或許在有人看來，這樣的日子是不值得選擇的。而鄧稼先去世前，卻對愛人說：“要是有來世，我還是選擇中國，選擇核武器事業，選擇你。”

這就是中國的科技工作者，他們將有限的人生投入到為祖國科技發展的無限奮斗之中，把自己的一切都獻給這片熱愛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