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長辛店工人在一起。（資料圖片）

近日，北京市文物局公布了《北京市第一批革命文物名錄》，其中包括不可移動革命文物158處、可移動革命文物2111件/套。

從該《名錄》可以看到，不可移動革命文物涉及各個文保級別。其中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8處，如北京大學紅樓、長辛店二七大罷工舊址、人民英雄紀念碑；市級文物保護單位29處，如西城區的湖南會館、海淀區的貝家花園、大興區的團河行宮遺址等。相比不可移動革命文物，可移動革命文物不僅數量大，而且內容更加豐富。

讓我們一起走近這些文物，慢慢品讀背后不同尋常的故事。

長辛店——工人運動從這里開始

最近熱播的《覺醒年代》掀起收視熱潮。劇中有一個場景。從日本早稻田大學回國的李大釗，在街頭遇上了一個叫葛樹貴的工人，葛樹貴的妻子為了給孩子治病下跪乞討，被葛樹貴制止。為此，李大釗典當自己的衣物幫葛樹貴的孩子治病。

歷史上，葛樹貴實有其人，他就是長辛店的一名工人。他的墓碑就在長辛店二七大罷工舊址。

長辛店，在盧溝橋畔，距天安門僅19公里，是西南進京的必經要道，相傳宋代楊家將率大軍向涿州進發，長辛店是必經之路。

20世紀初，位于豐臺區的長辛店因為火車站和鐵路機廠的修建，成為新興產業工人的聚集地。1923年2月7日，在這里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二七大罷工運動。

1923年2月，京漢鐵路工人計劃成立京漢鐵路總工會，但軍閥代表吳佩孚堅決反對大會的召開并以武力相威脅。于是，罷工爆發了。吳佩孚、曹錕等反動軍閥在帝國主義的指使下，密謀策劃，血腥鎮壓罷工工人。2月7日，吳佩孚對罷工工人實行了大規模的鎮壓，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二七慘案。

其中，工人階級的優秀代表林祥謙，面對軍閥的屠刀，依然振臂高呼：“我的頭可斷，工是不可上的”。

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的頂點。它進一步顯示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擴大了黨在全國人民中的影響。

毛澤東曾對長辛店二七大罷工給予高度評價：“中國工人運動是從長辛店開始的。”

位于這里的勞動補習學校舊址，為小型三合院，坐南朝北，包括上房（東房）三間，南北廂房各三間。這所補習學校是在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下組織起來的，既是京漢鐵路工人運動的發源地之一，也是北方工人運動的起點。

在這里，工人們學唱慷慨激昂的《五一紀念歌》：“美哉自由，世界明星，拼吾熱血，為他犧牲，要把強權制度一切掃除凈，記取五月一日之良辰。紅旗飛舞，走光明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不分貧富貴賤，責任唯互助，愿大家努力齊進取。”

行走在長辛店鐵中校園內，會看到有一處近代建筑，是一座方形的二層法式建筑小樓——長辛店留法勤工儉學預備班舊址，這里同屬于長辛店二七大罷工舊址。

當年，留法勤工儉學預備班設置在這里，既可以學習，又可以做工，同時將革命的思想、革命的火種播撒到旁邊二七廠的工人中間。

1918年，這里舉辦留法勤工儉學學習班，當時毛澤東是湖南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的負責人之一，他關心學員學習、生活、工作情況，曾幾次到這里，并深入到工人中進行調查研究，傳播革命火種。

長辛店，這個具有近千年歷史的古鎮，因為工人運動，具備了永恒的紅色。一位參觀者寫下這樣一段話：“正是從這里，工人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上閃亮登場，偉大斗爭的洗禮為工人運動從長辛店開始打下了堅實基礎，在愛國主義的旗幟的引領下開啟百年民族復興的歷史征程。”

湖南會館——毛澤東在此召開驅張大會

北京市公布的第一批革命文物名錄中，有一處市級文物保護單位——湖南會館。盡管只是市級文保單位，卻有很多名人從這里走出。

湖南會館位于西城區爛縵胡同，這是北京最古老的南北向胡同之一。爛縵胡同，以前被稱為“爛面胡同”。

這條胡同，在清代曾聚集了6座會館，其間山花爛漫，所以改名爛縵胡同。如今，這條胡同里的6座會館，只留下了湖南會館。

這個從外面看算不得深宅大院的會館，承載著不尋常的往事。

前文曾提到，1918年，毛澤東曾為湖南學生赴法勤工儉學到過北京長辛店。這，是毛澤東第一次到北京。

毛澤東曾回憶第一次到北京的情形：“是夏（1918年6月），我決定到北平——那時叫北京去。當時，許多湖南學生都計劃到法國去工讀……在出國以前，這些青年預備先在北平讀法文。我幫助他們實現這個計劃，在這一群留學生中，有許多是湖南（第一）師范學校的學生……我陪了幾個湖南學生到北京去。”

而毛澤東第二次到北京則來到了湖南會館。

事情源起于一份刊物。

1919年7月14日，毛澤東創辦的《湘江評論》出版，在湖南引起強烈反響，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

當時，軍閥張敬堯任湖南督軍和省長，他容不得《湘江評論》。于是，剛辦了一個多月的刊物，被查禁。

為了反抗這種情況，毛澤東等籌備恢復省學聯，1919年12月發表《驅張宣言》，長沙各學校紛紛罷課，并決定立即組織驅張代表團分赴北京、上海等地進行廣泛宣傳。

毛澤東率驅張代表團來到北京后，住進了位于爛縵胡同的湖南會館。

1919年12月28日，毛澤東籌備在湖南會館召開驅張大會。毛澤東主持會議并發表講演，他歷數張敬堯的罪惡和湖南人民的痛苦，號召與張敬堯斗爭到底。代表團屢屢碰壁，但是在毛澤東的組織和鼓舞下，堅持不懈斗爭。在代表們情緒低落的時刻，毛澤東鼓勵眾人，雖然未能驅逐張敬堯，但已讓他聲名狼藉，只要繼續努力，一定會將他趕出湖南。

苦心人、天不負，有志者、事竟成。在各界人士的鼎力抗爭和全國壓力之下，張敬堯于1920年6月11日灰溜溜離開長沙。

如今的湖南會館，已經改成學校。春日，爛縵胡同里的海棠花開得正艷，密密匝匝的淡紅色的花，像一個個舞者，在陽光的沐浴下，迎著春風為今天的幸福翩翩起舞，將這條普通而又不凡的胡同映襯得更加耐人尋味。

京報館舊址——快筆如刀邵飄萍

從湖南會館往東北方向走大概一公里的魏染胡同30號，有一座中西合璧的兩層小樓，門口兩側是典型的歐式石柱，小樓正門上方有“京報館”三個大字。這就是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京報館舊址（邵飄萍故居）。據說邵飄萍當年住在二樓北頭，他把向陽一面的房間留給編輯。

曾在大柵欄從事商業服務的李端平，后來搬進魏染胡同，跟邵飄萍的后人們成了鄰居。“剛搬來時，不知道誰是邵飄萍，只是覺得這個院子跟普通的四合院不一樣。當時，這里只鑲嵌著一個石牌子，就是這個‘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寫明是1984年立的。可到底保護的是誰，我一直也弄不清楚。后來，石碑、銘牌多了起來，才知道這人叫邵飄萍，創建《京報》，還是革命烈士。”

邵飄萍是浙江金華人，受到章太炎、蔡元培、徐錫麟等人的影響，曾和鑒湖女俠秋瑾有書信往來。1916年應《申報》社長史量才之邀來到北京，擔任《申報》駐京特派記者。1918年創辦《京報》，被人稱為“新聞全才”，上至總統總理，下至仆役百姓，他都能夠結交，總能搶到獨家新聞，甚至曾夜探總理府。

1925年，在李大釗和羅章龍介紹下，他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對共產主義運動作了大量的報道，成為中國傳播馬列主義、介紹俄國十月革命的先驅者之一，被后人譽為“亂世飄萍”“一代報人”“鐵肩辣手，快筆如刀”。

毛澤東當年曾多次拜訪邵飄萍，并得到過慷慨資助，對其終生難忘。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會見斯諾，專門提到邵飄萍。“特別是邵飄萍，對我幫助很大。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一個具有熱情理想和優良品質的人。”

坐東朝西的邵飄萍故居，雖然離熱鬧的騾馬市大街不遠，但是深藏在胡同里反而顯得格外幽靜，窗欞和石雕透出時空的幽深，緩慢穿行其間，似乎能感到時光在慢慢拉近，讓人越發體會到當年的不易。襯托之下，今天的一切越發生機勃勃。

往事在革命文物身上歷歷展現，驚心動魄的歲月鋪陳開來。我們平常走過的一條胡同、經過的一座建筑，都可能是重要的紅色資源。當我們走近時，看著斑駁與滄桑，心底涌起的是崇高與敬仰，因為這些都是紅色教育的生動教材、紅色文化的鮮活載體。

一張張圖片、一件件實物、一座座建筑，見證了一段段可歌可泣的歷史，讓革命精神一點一點具象化，正如這春天的和風細雨萌生著世間萬物。（穆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