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7月，劉少奇在延安發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以下簡稱《修養》）演講。這部名篇豐富了黨的建設理論，80多年來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在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史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從首次發表以來，《修養》一直是推動我們黨自身建設最有影響的著作之一。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許許多多的共產黨員從中汲取智慧和力量，通過不斷學習、修養、鍛煉，保持共產黨員的先進性純潔性，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共產黨員。

1939年《修養》出版后，很快就在各抗日民主根據地、國民黨統治區和敵占區傳播開來，并產生了廣泛影響。1942年春，劉少奇應奧地利醫生羅生特請求，寫信介紹個人經歷時說：“用我名字公開發表的在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中流行較廣的（發行約有十萬冊）一本小冊子是《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延安整風期間，毛澤東高度重視《修養》的重要意義，多次要求全黨同志認真學習。1942年4月20日，毛澤東在《關于整頓三風》的報告中，談到必須加強黨內教育時指出：“延安的干部教育好了，學習好了，現在可以對付黑暗，將來可以迎接光明，創造新世界，這個意義非常之大，這是全國性的。”他要求新華社“廣播劉少奇同志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等教育材料，并把它同列寧論紀律、季米特洛夫論干部政策等文件放在一起播出。1943年，毛澤東在同一位抗日根據地領導人談話時說：“少奇同志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寫得很好，你讀過沒有？他講‘修養’，我講‘整風’，意思是一樣的。”

《修養》在延安整風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42年，中共中央宣傳部決定把《修養》作為整風學習的22個文件之一。在整風學習中，劉少奇的《修養》和毛澤東等人的著作一起，成為黨員干部提高理論水平，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總結歷史經驗，檢查工作和思想，加強黨性鍛煉的有力思想武器，推動了全黨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的進步，也推動了全黨的團結統一。

很多參加整風學習的黨員干部，通過學習《修養》來反省自己、改造自己。當時參加整風學習的楊尚昆回憶說：“在延安整風中，這本書又被毛澤東選定為干部整風必讀文件，人手一冊。大家認真學習它，用來對照檢查自己，從而哺育了整整一代的共產黨人。”曾在延安學習過《修養》的黃樹則也回憶說：“一想起少奇同志，就會想起我們曾經熟讀過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這是一本深入共產黨員之心的書。我們這一代，誰沒有受過它的熏陶和教育啊！”著名愛國軍人續范亭，在讀到這本書后，大加贊賞，自己出錢印了上萬冊，發給周圍的人和部下，要他們學習，還通過黃河書店廣為發行。很多戰爭年代的黨員干部回憶，在硝煙彌漫的戰場上，犧牲戰士的衣袋里裝著的《修養》，已經被鮮血染紅。

1949年，解放社出版了經劉少奇審定的《修養》修訂第一版。到1951年10月，已經印了8次，發行29萬冊。新中國成立初期，在一次機關評議工資時，很多黨員發生思想波動。對此，董必武說：“少奇同志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說，共產黨員不要和別人比名利地位，要比的是自己比別人多做多少工作。碰到評議工資這類問題時，大家可以把這本書再看一看。”

1962年8月1日，《紅旗》雜志第15和16期合刊重新發表了經劉少奇修改審定的《修養》，《人民日報》也在當天用6個整版轉載。8月2日也就是《紅旗》重新發表《修養》的第2天，毛澤東在同華北地區部分省區黨委負責人談話時說：“《紅旗》發表少奇同志《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文很及時。”它對當時黨員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正視困難，正確處理困難中的各種問題，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據不完全統計，從1949年到1966年，《修養》共印行了2000多萬冊。《修養》為什么如此受歡迎？1962年在一次匯報會上，劉少奇說：“20多年人們還想著這篇文章，包括國外也有人認為這篇文章有可取之處。什么道理呢？我想，馬恩列斯解決的是黨建路線問題、理論問題，路線問題解決了以后，要提高黨員的修養，要解決黨員個人利益和黨的利益的矛盾問題，這方面我們有新東西，有創造。”

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很多模范人物如焦裕祿、雷鋒等，無不受到《修養》的影響。焦裕祿去世前對大女兒焦守鳳說，你從我手里繼承的只有黨的事業，別的什么也沒有。我留給你的，只有兩本書，“你要好好讀它，那里面會告訴你怎樣工作，怎樣做人，怎樣生活”。焦裕祿去世后，人們在他病榻的枕下，發現了兩部書：一部是《毛澤東選集》，一部是《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修養》不但在中國產生了深遠影響，也在世界上產生了重要影響。這部經典著作有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等多種譯本，在許多國家發行。納爾遜·曼德拉在自傳中說，自己寫了一份題為《如何做一個優秀的共產主義者》的文件，“這個文件的題目源自一位名叫劉少奇的中國理論家的著作”。曼德拉曾說，如果從個人修養來說，對他影響最大的是《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王玉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