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治理國家，我國自古就有人治與法治兩種不同的思想觀點，包拯是“法治”的捍衛者和執行者，他一直認為治理國家離不開法，法令的地位和作用極其重要，他強調“治國之要，莫大于法”， “國有常法”，才能“提衡天下”。

在記載包拯政績的各類歷史典籍以及包拯流傳至今的180多篇奏議中，我們不難發現包拯確實把立法執法，看作治理國家的必要手段，并身體力行，嚴格做到依法辦事。

依法治國  止絕“內降”

包拯在一篇名為《論詔令數易改》的奏章中指出：“法令者，人主之大柄，而國家治亂安危之所系。”并提出“法存畫一，國有常格。”意思就是法令是君王行使權利的重要手段，關系國家治亂安危，國家要有統一法律，不能輕易變化。只有這樣，執法官員才能放心辦事，不會因為朝令夕改而無所適從。

針對皇帝及后妃往往不通過官府，以個人的愛憎從宮中發出命令或者指示，要求官府按照他們的意思來處理某個案件的做法，包拯嚴厲提出法令一旦頒布就應嚴格遵守，對于皇帝和后妃的這種司法干預，包拯深感不安，尖銳指出這種“內降”是“妨公害政”，只有止絕內降，人人守法，官員才能全心全意依法辦事。

嚴格執法  鐵面無私

法治能否取得預期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于執行的情況如何，唯有嚴格執法，才能讓眾人覺得公平，國家才會長久太平。包拯的秉公辦案、鐵面無私的品質是值得稱贊的，宋史記載，百姓用“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之語來稱贊包拯，把包拯比作陰曹地府里秉公執法的閻王爺，任何人都改變不了他的執法節操。他在家鄉廬州做官時，即便親友犯法也秉公處理。一次他的舅舅犯了法，包拯秉公執法，重杖了十下，使其他親友的犯法行為多有收斂，至今“外甥有理打得舅”也成了家鄉合肥一帶的俗語流傳下來。

改革訴訟   開門辦案

在法律訴訟的審理程序方面，包拯曾進行了大膽的改革，當時宋代普遍存在法治不嚴，政失于寬，綱紀不振，法律松弛的現象，而且封建等級觀念嚴格，官和民之間存在著隔閡，不能以平等的地位說話。

嘉祐元年（1056），包拯權知開封府，他發現開封府有個舊制，訴訟不得直入衙門內，而是交由門牌司收轉，府吏常趁機勒索訴訟者的財物。包拯上任后，一掃舊習，“使徑造庭下，自道曲直，吏民不敢欺。”讓老百姓直入公堂陳述案件事實。這一看似簡單的改革，實際上對于嚴格執法、公正斷案有著重要作用，此舉不僅方便了百姓訴訟，不受府吏的敲詐勒索，還可讓當事人當庭陳述案件事實和理由，有助于查清案情，正確斷案，這在我國法律史上也是具有首創性和積極意義的。

明察秋毫   洞悉奸偽

在法治思想方面包拯有著很多獨特的見解，在辦案實踐方面成就同樣卓越。且不說戲曲、小說有著眾多關于包拯神奇的辦案能力，以至于后人稱他為“東方的福爾摩斯”，就連宋史以及包拯的墓志銘對于包拯辦案的能力也有詳細的記載。

他在天長縣的一起《審割牛舌案》，原本被認為是一樁無頭公案，卻被包拯輕而易舉的利用罪犯的心里特點推理偵破了。開封府的兩人，其中飲酒醉者之金被另一人藏匿的案件看似很難偵破，但對于包拯來說，因其對法律非常熟悉，對作奸犯科的心里也很了解，加之利用人證、物證和邏輯推理的方法，都能合理合法作出快速和正確的判決。

依法治國，嚴格執法，這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也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框架。無論是在宋代還是當代，包拯的法治思想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他的“以法律提衡天下”的主張以及執法如山的實踐給后人提供了極為珍貴的歷史借鑒，值得今人引用學習。（合肥市紀委監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