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能”與“才能”相比，孰輕孰重？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傳統文化為我們提供了近乎完美的答案：才能固然重要，但德能與才能相比，德能更根本更核心更重要。中國傳統文化中，為了說明德能的重要，用了很多比喻，比如把德能比喻成三軍之帥，把才能比喻為三軍之資用；把德能比喻成樹之根，把才能比喻為樹之葉；把德能比喻成一家之主，把才能比喻成一家之仆。凡此種種比喻，都是為了說明一個道理，就是德能和才能相比，德能更根本、更重要。

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教育也注重德能教育，把德行品行放在首位，把知識的灌輸放在第二位，這就是《三字經》說的“首孝悌，次見聞”；儒家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也是把立德放在建功立業、著書立說之前。漢代選拔官員的主要標準就是“舉孝廉”。明代皇帝朱元璋，在選拔任用官員時也秉持“以德行為本，而文藝次之”的用人原則。康熙在用人時把德行放在首位，把才學放在其次。他說，若“心術不善，縱有才學何用”。我們今天評價學生，叫品學兼優，評價知識分子，叫道德文章，評價藝術家，叫德藝雙馨，都是把德行放在首位。千百年來，重德行品行像一條紅線，貫穿于中國文化的始終。

說的是有本事有能力的官吏經常可以看到，但能做到公正清廉的官員就非常難了。改革開放幾十年來屢屢出現的能官能吏貪腐、違法犯罪現象，再次讓德與才的關系問題成為國人思考的焦點。幾十年過去了，我們在選人用人機制上逐漸形成了共識，這個共識就是：德才兼備，以德為先，即要把領導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中國共產黨章程》第三十五條規定：“黨按照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原則選拔干部。”“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選人用人原則，既源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也有其歷史文化來源。

宋代大政治家、文學家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記載了這么一個歷史事件并進行了評論：春秋時期晉國有個人叫智伯，也叫智瑤，非常有能力，在舉薦物色選拔晉國未來的執政者方面，是最被看好的一個人，但是，就是這個最被看好的未來執政者，卻遭到了很多人特別是以他的叔父智果為首的族人的堅決反對，原因就是他們認為智伯雖然很有才能，但是沒有德行，屬于有才無德之人，若把國家的權力交給這樣的人，國家一定會出大亂子大問題。但是，智伯的父親智宣子不顧眾人的反對，我行我素、一意孤行，最后還是把權力交給了智伯。看到事已如此，木已成舟，以智果為首的族人為了避禍，便到太史那里申請不再姓智，另立一族，改姓輔，要作出改姓的決定需要很大的勇氣。事情果然如他的族人所料，智伯上任后，無德無行的本性便暴露無遺，搞得朝廷上下、周邊韓、趙、魏三國怨聲載道，結果，韓、趙、魏三國齊心協力，不但瓜分了晉國，殺了智伯，而且還夷滅智伯九族，最后只有更姓的輔果一脈得以幸免，這就是歷史上非常有名的“三家分晉”。智伯的死，非常具有歷史意義，因為這個事件成為春秋與戰國的分水嶺，《資治通鑒》也就是從這一年開始寫起。

講這個故事，是要引出司馬光對智伯身死族滅的評論，司馬光評論說：“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司馬光認為，智伯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結局，是因為智伯的才能勝過了德行，是智伯才有余而德不足造成的。古往今來，像智伯一樣因才勝德導致的身敗名裂、身死家滅、族滅乃至國滅的事情，何止千千萬？歷史這本教科書，為我們昭示了一個千古不易的真理：在德行與才能二者之間，更應該把德才兼備、以德為先放在首位，突出道德價值優先的位置。

做官先做人，從政先立德，要把修身做人、正己立德與為官為政統一起來，打牢修身做人的基礎，夯實為官為政的根基。為人不正，為官必邪，所以，在選拔任用領導干部時，不能只重其才，不能“唯才是舉、唯才是用”，而應任人唯賢，德才兼備，以德為先，把道德修養作為重要指標，把修德、養德、立德放在首要位置。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哲學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實學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