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選任官員的條件十分嚴格，《新唐書·選舉志》記載：“凡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

唐代御史臺作為獨立的國家職能部門，握有重權，地位特殊，選任御史時，其要求更加嚴格，在具備上述諸方面條件的同時，還要從德、才、識三個方面重點考慮。

御史之“德”

在“德”的方面，要求具有清正剛直、嫉惡如仇的品質。

在中國古代，清正剛直是御史共有的品質。西漢初年，御史大夫申屠嘉就以剛直著稱，《史記》云：“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大唐盛世，選任御史自然更加重視被選者的品質與才識，“凡所取御史，必先質重勇退者”，所謂“諫臣須蹇蹇匪躬之士，憲官須孜孜嫉惡之人”。

由于“御史之職，邦憲是司”，所以對其品質提出了特殊要求，必須“先正其身，始可行事。當須舉直措枉，不避親仇。糾匿繩違，務從公正”。作為憲官，如果沒有清廉剛直、敢諫敢言、嫉惡如仇的品格，實難完成監察之重任。唐代史書記載崔沔，朝廷以其“直躬正詞，擢左補闕”，以其“嫉邪忿佞，除殿中侍御史”；高季輔“彈治不避權貴”；權萬紀“悻直廉約”；李尚隱“性剛亮，處事分明”；張廷珪極諫大興浮屠之役；宋璟“耿介有大節”；李勉及李夷簡同為宗室后裔，然而“鯁亮廉介，為宗臣表”，“身沒，無贏藏”：他們作為唐代憲臣中的佼佼者，均詮釋了御史清正剛直之“德”。

御史之“才”

在“才”的方面，要求具有較高的文化素質。博學多識、明于禮法是充任憲官的重要條件。古代憲官監察的事項涉及行政、司法、經濟、軍事、文化等眾多領域，涉及面十分廣泛。這就要求御史必須博學多識、明于禮法。

北魏時期，要求選任御史“必以對策高第者補之”，說明學識在御史選任中具有重要地位。

隋代確定科舉取士以后，通過科舉途徑進入御史臺的人很多。大唐二百九十年，由進士任御史成為普遍現象，有的還擢升為宰輔，婁師德、李嶠、宋璟、裴度、張柬之、顏真卿、劉長卿、杜黃裳、王建、李虛中、李絳、韓愈、劉禹錫、白居易、柳宗元、陸贄、李宗閔、許渾、杜牧等人均為進士出身而擔任過御史的。還有的人則是以進士、舉人直接充任御史，如褚廖、李義深、杜威、陸元方、盧虔、薛存慶、王正雅等文人，都是中進士后直接被選拔為監察御史。

據不完全統計，《舊唐書·良吏列傳》所載良吏有25人位至臺諫，其中14人是科舉出身，占了全部御史人數的56％。而一些不具真才實學的人，即使一時混得憲職，但終究站不穩腳跟。文宗時，御史中丞高元裕上言：“御史府，紀綱之地，官屬選用，宜得實才。其不稱者，臣請出之。”結果，杜宣猷、崔郢、魏中庸、高弘簡等均因此而被改調他職。

御史之“識”

在“識”的方面，要求具有基層工作經驗。御史臺的工作是一項政治性很強的工作，需要具備在地方州縣等基層部門任職的經驗，才能體察民情、通曉官情，了解為政之要，一旦身居憲臺，就能有針對性地施行監察。

歷史上各個朝代選任御史無不強調要有地方（或基層）任職的經歷。唐代更加強調御史要注重從州縣官吏中選用。唐玄宗強調：“凡官，不歷州縣不擬臺省。”唐肅宗至德元年（756年）七月十三日曾敕：“風憲之地，百僚準繩……其御史須曾任州縣理人官者，方得薦用。”《新唐書》記載侍御史“分左右巡，糾察違失，左巡知京城內，右巡知京城外……尋以務劇，選用京畿縣尉”。《唐會要》亦云：“郎官御史，先與縣令三考以上，有政績者取。”其目的是實現官得其人，不廢其職。

各種史料都說明，唐代始終把實踐經歷作為選拔憲官的重要條件，像孫伏伽、張行成、蕭至忠、宋璟、解琬、張廷珪、李嶠、李尚隱、顏真卿、陸贄、裴度等一大批著名的憲官，都出自縣尉、主簿之類的基層官員。這可以說是唐代監察官選任的一大特色。

當然，這并非絕對的，唐代也有不由縣丞、縣尉、主簿而任監察官者，如韓愈以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楊虞卿以校書郎擢監察御史，李棲筠以節度使判官任監察御史。這是唐代選用御史的另一條途徑。

有時縣令、縣丞、主簿一類官員因政績優異而越級選拔，可以直接擔任殿中侍御史的職務。如張行成“授雍州富平縣主簿，理有能名，秩滿，補殿中侍御史”。又如楊玚初為縣令，有治績，不屈上官，不計位高卑，能為人論冤抑，“由是知名，擢拜殿中侍御史。”

從地方行政官中選拔御史，可以激勵地方行政官員，更重要的是可以保證御史具有相當的從政經驗，從而為監督百官提供有利的條件。

在上述御史任職條件中，并不是所有的條件都是同等重要的，忠于國家，忠于法律，秉志特立，正身為率，剛直不阿，執法如山，正氣凜然才是御史核心的特質，是御史之魂。（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