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油畫） 潘世勛 繪

熟練掌握調查研究的訣竅，才能真正實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理念。這也體現了觀察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

調查研究是我們黨的傳家寶，是做好各項工作的基本功。習近平同志在擔任浙江省委書記期間，曾在《浙江日報》的“之江新語”專欄發表232篇評論文章。《調研工作務求“深、實、細、準、效”》就是其中的一篇。全文只有200多字，不僅闡述了調查研究的重大意義，而且有針對性地提出了做好調查研究的“五字訣”，即“深、實、細、準、效”。

面對新時代新使命新要求，刻舟求劍不行，閉門造車不行，異想天開更不行，必須進行全面深入的調查研究。“深、實、細、準、效”蘊含著深刻的哲理和方法論意義，具有鮮明的現實針對性，是指導我們做好調查研究的重要遵循。

“深”，就是要深入群眾，深入基層，到田間、廠礦、群眾和社會各層面中去解決問題

“涉淺灘者得魚蝦，入深水者得蛟龍。”真實有用的情況、深層次問題往往被浮在表面的現象所覆蓋，只有“扎”下去，才能“撈”上來。“蹲下去才能看清螞蟻”，這就要求我們在調查了解情況時，必須真正沉下去、接地氣，而不能學“井中葫蘆”，表面看像是下去了，實則卻浮在水面；更不能學“盲人摸象”，摸到一點就妄下結論。只有真正做到既“身入”又“心入”，才能看清“螞蟻”、抓到“活魚”。

1930年5月，毛澤東同志寫《尋烏調查》期間發生的一件事，至今仍耐人尋味。一次，毛澤東把紅四軍宣傳隊集合起來，問大家：“你們在尋烏作了調查沒有？”宣傳隊的同志回答說：“調查了。”毛澤東又問：“你們在尋烏作了調查，那么，你們講一講尋烏做生意哪一類最多？”這一問，把大家問住了。這時有個別同志說：“大概是做豆腐的最多吧！”毛澤東接著又問：“就算做豆腐的最多吧。那么你們再說一說，尋烏哪幾家做豆腐做得最好？”對這些問題，宣傳隊的同志都答不上來。最后毛澤東笑著給大家回答了前面幾個問題。事后，宣傳隊的同志分頭下去調查，結果和毛澤東講的完全一樣。

2011年11月，習近平同志在中央黨校秋季學期第二批入學學員開學典禮上，曾這樣評價毛澤東的尋烏調查：“直接與各界群眾開調查會，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諸如該縣各類物產的產量、價格，縣城各業人員數量、比例，各商鋪經營品種、收入，各地農民分了多少土地、收入怎樣，各類人群的政治態度，等等，都弄得一清二楚。這種深入、唯實的作風值得我們學習。”時下，一些同志搞調研，為什么跑面蹲點忙乎了半天，得到的情況是“外甥打燈籠——照舊”；而有的卻能看清“螞蟻”、撿回“活魚”？其區別就在于是不是真正深入下去了，是不是做到了“解剖麻雀”。實踐證明，搞好調查研究，經驗千條萬條，最根本的只有一條：深入、再深入。

“實”，就是作風要實，做到輕車簡從，簡化公務接待，真正做到聽實話、摸實情、辦實事

毛澤東同志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鮮明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1988年，習近平同志在福建寧德任地委書記，到任3個月就走遍了9個縣，后來又跑遍了全地區絕大部分鄉鎮，還走山路去了不通公路的偏遠山區。這樣的調查，生動體現了他所推崇的“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的求實作風。安徽鳳陽小崗村黨委第一書記沈浩，初到村子就跑遍了全村108戶人家，駐村6年完成29本“民情日記”。正是這種扎實的調研，贏得了鄉親們的評價：“他眼皮不往上翻，跟咱親近。”

調查研究始終是了解情況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也只有真正了解、掌握方方面面的情況，才能做到去偽存真。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有的下基層調研走馬觀花，下去就是為了出鏡頭、露露臉，坐在車上轉，隔著玻璃看，只看‘門面’和‘窗口’，不看‘后院’和‘角落’，群眾說是‘調查研究隔層紙，政策執行隔座山’。有的明知報上來的是假情況、假數字、假典型，也聽之任之，甚至通過挖空心思造假來粉飾太平。”作為領導干部都要警醒起來，著力解決調研中不深不細不實的問題，真正提高調研的準確性和實效性。調研要輕車簡從，呼呼啦啦一大群人，群眾見了躲得遠遠的，怎么能打成一片？如果事先打了招呼，下面都用同一條路線、同一批對象來對付，怎么能了解到真實情況？而真正有價值的調研，就是要讓基層一線的干部群眾暢所欲言，正面的要聽，反面的也要聽；順耳的要聽、刺耳的也要聽。多聽聽真實的聲音，多了解真實的情況，才能為正確決策打下扎實的基礎。

“細”，就是要認真聽取各方面的意見，深入分析問題，掌握全面情況

調查研究是件細致活，不能粗枝大葉。1959年至1961年，我國國民經濟陷入困境。為了弄清實際情況和問題所在，毛澤東同志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陳云同志率先垂范，1961年6月下旬到7月上旬，他在上海市青浦縣小蒸人民公社住了15天，接著他又到杭州、蘇州，找了與青浦情況相仿的專區和縣進行調查，研究了種雙季稻和小麥問題，還調查了養豬和自留地的情況。另外，他又找了與青浦土地、人口、氣候條件不同的蕭山和無錫兩縣的同志，調查了種植情況，研究了農作物種植安排上的有關問題。正是憑著這種嚴謹細致的作風，陳云同志收獲頗豐。調研結束后，他向中央提交了關于農村調查的三份報告：《母豬也應該下放給農民私養》《種雙季稻不如種蠶豆和單季稻》《按中央規定留足自留地》，對于恢復與發展農副業生產起了重要作用。

對比陳云同志調查研究的嚴細作風，我們現在的一些調查報告和工作研究，常常會出現“基本上”“大體上”“大多數”等模糊概念。什么原因？就是調查工作做得不細致、不扎實，對許多情況和數據摸得不深不透，也無法進行定量分析，只能大而化之，概略瞄準。搞調研最重要的就是要細，只有細才有真，只有細才保證準。我們之所以強調要“解剖麻雀”“蹲下去看螞蟻”，就是因為只有搞清微觀，才能把握宏觀，微觀搞得越清楚，宏觀決策越明晰，工作指導才越有針對性。對于那些大而化之的所謂調研，不妨多一些對問題的精準發問，使一些作風浮躁的干部如坐針氈，甚至當面出丑，方能收到“紅臉出汗”的效果，促使其轉變作風。

“準”，就是要善于分析矛盾、發現問題，透過現象看本質，把握規律性的東西

習近平總書記曾一針見血地指出，調查研究的過程，是領導干部提高認識能力、判斷能力和工作能力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既需要我們掌握調查研究的正確方法，帶著問題意識，關注實踐難題，走進群眾中間，通過“身入”和“心入”，提高了解情況的精確度；更需要我們增強黨性觀念，擯棄私心雜念，敢于說真話、報實情，提高解決問題的精準度。

1959年廬山會議后，彭德懷同志閑居于北京西郊花園住地。1961年9月，他征得中央同意后前往湖南家鄉湘潭烏石大隊彭家圍子進行調研。在座談會和個別走訪中，有人反映“大躍進”中刮“五風”的情況，有人訴說缺吃少穿的生活現狀，他都耐心聽取，一一記下。針對群眾反映最多的“能否分田到戶”“‘五風’問題”，他都耐心解答、做好工作。經過一個多月的調查，他審定了隨行工作人員起草的五份調查材料，彭德懷肯定了1958年以來興修水利的成績，也反映了農村“大躍進”運動中糧食減產、“五風”嚴重、群眾思想混亂、生產情緒低落等問題。調研結束回到北京后，他讓隨行人員把五份調查報告送楊尚昆轉送中央。在這次農村調查中，身處逆境中的彭德懷堅持“一定要實事求是”“不要摻假”的調研宗旨，堅持以共產黨人的本色如實記錄、反映問題。精準的調研成果中，折射出共產黨人實事求是、關懷群眾疾苦的黨性原則和為民情懷，至今仍然值得我們懷念和學習。

“效”，就是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要切實可行，制定的政策措施要有較強操作性，做到出實招、見實效

調查研究的最終目的是求“效”，就是出實招、見實效，用切實可行的、有針對性的措施解決問題。這就要在調查、研究、運用這三步棋上下功夫。調查，就要正視問題、發現問題，從個性中找到共性，從苗頭中發現傾向性。研究，就要弄清問題的性質，分析問題的癥結，透過現象看本質，形成規律性的認識。運用，就是把調研成果用于科學決策，切實解決群眾關注的問題，提高為民謀福利的實效。衡量調研做得好不好，不是看搞得規模有多大、時間有多長，也不是調研報告寫得好不好，關鍵要看調研的實效，看能否把問題解決好。

2017年12月28日，《人民日報》在《心無百姓莫為官——習近平同志幫扶下姜村紀實》中，披露了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重視調研實效的一些細節：村支書姜銀祥提出：“想請省里幫我們建沼氣，否則，山就要砍光了……”習近平同志當即肯定：“這個提議好！”他請隨行的同志記下來，并叮囑：“資金由省財政解決。”幾天之后，省農村能源辦公室便派專家入村進行指導，資金也很快落實。在種茶大戶姜德明家召開座談會時，習近平同志詳細詢問農產品生產和銷售情況，并扳著指頭一筆筆和大家算著投入和產出賬。當有人提出“缺人才”“缺技術”時，習近平同志當即表態：“省里研究一下，給你們村派一個科技特派員來。”不久，浙江省中藥研究所高級工程師俞旭平進駐下姜村……習近平同志的一言一行飽含著求實作風和愛民情懷，為我們在調研中如何求實效、辦實事作出了榜樣。只有心懷百姓，才能讓調研多些溫暖；只有注重實效，才能讓調研多些價值增量。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之際，重溫調研“五字訣”，領悟“深、實、細、準、效”的要求，更加體會到中國共產黨人一以貫之的人民立場和求實作風。只有謹記并踐行“深、實、細、準、效”的調研要求，切實推動全黨形成崇尚實干、力戒空談、精準發力的良好作風，才能確保中央大政方針和決策部署在基層落地生根。（向賢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