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 彭德懷指揮紅軍主力取得吳起鎮大捷，毛澤東寫下了“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誰敢橫刀立馬?惟我彭大將軍”的豪邁詩篇。彭德懷，1898年生于湖南湘潭，幼年讀過私塾，替人放過牛，做過窯工、堤工。經歷過北伐戰爭，在大革命失敗后領導平江起義。創建工農紅軍第五軍，在中央蘇區反過“圍剿”。抗日戰爭時期，領導“百團大戰”痛擊日本侵略者。解放戰爭時期，率軍與國民黨鏖戰西北。在朝鮮戰場上，更是與美帝為主的聯合國軍一決高下。1954年出任國防部長后，加強技術兵種建設，創辦各類軍事院校。1959年廬山會議上，他因怒批“浮夸風”等問題，被錯誤地認為是“右傾機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爆發后，長期受到批斗、關押，1974年11月病逝于北京。

最近，用了一個周末讀完《彭德懷自述》，該書根據廬山會議后彭德懷手書的自傳材料整理而成，真實再現了彭德懷傳奇的一生。彭德懷幼年飽經苦難，形成了堅毅不屈的性格，15歲開始鬧革命，在北伐途中找到中國共產黨。當時正是大革命失敗后的革命低潮期，彭德懷毅然決定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十大元帥中，他入黨最晚。他在《自述》中這樣寫道：“大革命失敗了，蔣介石瘋狂屠殺共產黨人，但我還是要求入黨，愿為中國革命、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斗。” 1928年彭德懷率部上井岡山，途中一大隊長雷振輝用手槍對準彭德懷，要他取消決定。彭德懷堅定地說，“干革命就不能怕吃苦，怕流血犧牲。我認定的道路就一定要走到底，就是剩下我一個人，我也要干下去。”他一生忠于黨、忠于人民，在大是大非面前與黨中央正確領導和正確路線站在一起，立場堅定;建國后，面對中央撥給他的新汽車，他堅決不要。警衛員講了新車的諸多好處，試圖使他動心，他卻說：“世界上好東西那么多，總不能見到什么好就搞過來吧。”1955年，他總負責全軍評銜工作，硬是把侄子彭啟超的軍銜壓低了一級，“于公勇，于私怯”，他明白公權姓公不姓私，領導干部要講原則，懂規矩，敬畏黨紀國法，嚴格約束自己; 1965年，中央安排彭德懷去三線任第三副總指揮，他并沒有因此前受到不公正對待而抱怨，而是服從組織決定，全身心投入大三線建設中去。他通過實地走訪調查，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意見。他堅持黨的事業第一，面對大是大非敢于亮劍，面對失誤敢于擔責，面對歪風邪氣敢于堅決抵制。他一生恪守“自己不貪，讓別人不送，敢把厚臉皮的上司、熟人擋回去”的三大原則。林伯渠曾說：“中國有句古話，叫有威可畏，有德可懷，彭德懷就是這樣一位有德可懷的人”。

反觀當下，少數黨員入黨動機不純，頭戴“黨員”帽子，身行違法亂紀之事，發表反黨亂黨言論;一些領導干部“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利欲熏心、利令智昏、升官發財、滿身銅臭;一些干部，“人云亦云，得過且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一些干部以“政治正確”之名，行“為官不為”之實，只有唱功、沒有做功，只有表態、沒有落實;少數干部長期信仰“干與不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壞一個樣”的歪理邪說，慢作為、不作為、亂作為。這些行為不僅敗壞了黨風，污染了政風，還影響了地方經濟發展，損害了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

日前，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激勵廣大干部新時代新擔當新作為的意見》，要求廣大干部強化“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切實增強政治擔當、歷史擔當、責任擔當。敢擔當、能干事、有作為，這是黨員干部的立身之本、為官之要，也是評判一個干部境界高低的標尺。當前，我們學習彭德懷精神就是要學習他敢于“橫刀立馬”，敢于擔當作為的精神。黨的干部，命中注定是要干事創業、艱苦奮斗的，要把精氣神用在工作上，吃苦不叫苦，干事不惹事，干一行愛一行、鉆一行精一行、管一行像一行，以守土有責、守土負責、守土盡責的責任擔當，在其位、謀其政、干其事、求其效，爭當改革的促進派、實干家，專心致志為黨和人民干事創業、建功立業。（滁州市瑯琊區紀委監委 張登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