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在名利面前，要是能夠“知足、知止、知恥”，無論做人還是做官，都會坦坦蕩蕩。

“知足不辱”。清人胡澹庵編輯的《解人頤》一書中收錄了一首《不知足詩》：“終日奔波只為饑，方才一飽便思衣……槽頭拴了騾和馬，嘆無官職被人欺。縣丞主簿還嫌小，又要朝中掛紫衣……”細細品味這首詩，雖有“打油”的味道，但是很有道理。

馬克思講過：人們的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可以說，對物質和精神文化的需求，是與人類的發展共生共存的，每一個人的欲望也是與生俱來的。唯物主義者從來不否定人們從事一切活動，都包含著對物質利益和美好生活的追求。但對物質利益的追求應當堅守手段的正當、追求的適度、心理的滿足、獲取的合法，而不能任欲望的野草瘋長、擴張、蔓延、肆虐。

老子曰“禍莫大于不知足”。司馬遷也說過“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一些不知足的人，只看重眼前的實惠，而不放眼未來的遠景；只知道樂此不倦的獲取，而不知“甘半飽”的舍棄。卻不知，“擁有一切”既不現實，也沒必要。正如曾國藩所言“留一份余地，可回轉自如”。

“知止不殆”。看過一篇文章，講有一種叫“豬籠草”的植物，分泌蜜滴，斷斷續續通向捕蟲袋，借以誘捕各種小昆蟲。小昆蟲從吃第一滴蜜開始，便順著蜜味一步一步爬向蜜汁最多的捕蟲袋，一旦落袋后便再無爬出的可能。類似這樣因貪欲而受困、喪命的寓言故事還有很多很多。現實生活中，有的人在小恩小惠的誘惑面前放松了警惕，最終在陰溝里翻了船，葬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落得身敗名裂的下場。

《大學》中更講“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這些傳統的“知止”思想，對于我們本分做人、干凈做事、正直為官，有著重要的警示意義。

從一定意義上說，做到“知止”比“知足”難，因為知止是自己給自己“叫停”，意味著心中有度，行有所節。知止更意味著心中有“界”與“戒”，它需要我們具備“以止為得”的人生智慧，明白“知足者富，知止者久”的生活道理。“知止”更需有定力，朱熹有言“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向有定”。能不能“知止”可以說是一個人高尚與卑鄙、成功與失敗的分水嶺。

“行己有恥”。《論語·子路》中的“行己有恥”，意思是講要用羞恥之心來約束自己的行為。由此可見，在當時“行己有恥”就是衡量“士”的標準之一了。縱覽歷代圣人先哲，哪一位不是珍名惜榮的人杰？從司馬遷“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到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從歐陽修“富貴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到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無一不是心系社稷蒼生的嘉德懿行。

知恥是良好道德的基礎。馬克思曾指出：“恥辱就是一種內向的憤怒”“恥辱本身已是一種內在的革命”。蒙受百年恥辱、進行百年抗爭的民族，對這一真理的感知和理解尤為深刻。文學巨匠魯迅正是因為“靈魂中有毒氣和鬼氣”而感到羞恥，所以才“無情地解剖自己”“月月時時自己和自己戰”，成為民族的精神風骨。

古人把“禮、義、廉、恥”作為“四德”，作為處世的根本。孟子講“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他甚至認為“無羞惡之心，非人也”；朱熹也言“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為。”龔自珍將個人的知恥與國家的興亡聯系起來，提出了著名的“明良論”，指出：“士皆知有恥，則國家無恥矣；士不知恥，為國之大恥”。反思歷史上的身敗名裂之人，無一不是從“不知恥”開始的，尤其是思想行為上的無恥，為自己言行的墮落找到了潰決的豁口。

作為新時代的黨員、干部，有必要用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和古老哲言啟迪自己，引以為鑒，以“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的胸襟，正確對待名利、取舍，抑制心中的欲望，在功名利祿面前保持一顆平淡之心，把我們干事的出發點建立在為黨為國為民作奉獻上。

（作者盧君系中部戰區空軍紀委副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