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浩瀚的文學史也是一部人類生命認識的考量史，兩千多年前，兩位文學偉人在生死劫難面前以迥然相異的生命選擇為后世鑄就了永恒的精神豐碑。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屈原出身高貴，與楚王同姓共族，曾先后擔任左徒、三閭大夫等重要官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對其有“竭忠盡智，以事其君”的評價。

“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屈原初始深受楚懷王的信任，然而好景不長，他的才能和主張最終遭到了楚國保守勢力子蘭、鄭袖、靳尚等人的嫉妒，被讒害先后兩次遭到放逐。面對楚國日益腐化衰敗的現實，他只好徘徊在流放地以詩歌抒發憂國憂民之情，留下了《離騷》《九歌》《天問》等不朽詩篇。公元前278年，行吟在汨羅江畔的屈原聽聞秦軍攻破了楚國國都郢，絕望之余，懷揣著理想抱負以及一腔的憂愁悲憤縱身投入了滾滾的汨羅江水。

深思高舉潔白清忠，汨羅江上萬古悲風。屈原這悲壯的一跳留下了萬世流芳的愛國美名，也給后人帶來了無盡的思索。追根溯源，我們不難發現楚人有把榮辱看得比生命更為重要的精神傳統。屈瑕，雖多次為國立功，結果卻因一次兵敗便自縊以謝國人；楚懷王，雖不是一個有道明君，但卻寧愿客死秦國，也不愿割地稱臣；后來的項羽，雖然可以渡江以圖東山再起，但他自覺無顏見江東父老而選擇了烏江自刎。毫無疑問，楚人這種獨特的超越生命的榮辱觀念對屈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除了精神傳統的熏染，還有個人對生命形象的堅守。“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在屈原看來，崇高完美的生命形象不僅需要有先天美好的品質，還需要有后天的修習完善。他繼承了儒家“內圣外王”的修身之道，常常借香草美人喻示自己對高潔品行的追求和超卓才能的修習。外在的生命形象方面，他向往那種偉岸高潔的儀表氣度，“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云之崔嵬”。正是對美政理想的執著追求，對自我生命形象的完美堅守，屈原選擇了“寧赴湘流，葬于江魚之腹中”，也不愿淪為秦之降臣，“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

三閭大夫屈原沉江一個多世紀后，面對類似的人生困境，另一位文學偉人卻選擇了“隱忍茍活，幽于糞土之中而不辭”，他就是西漢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司馬遷。

司馬遷祖傳“史官恒業”，十歲時，隨父親至京城長安，師從伏生、孔安國等名儒。二十歲時，開始外出壯游，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素材。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馬遷繼任父親的太史令一職。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因李陵事件，司馬遷突遭橫禍，被處以宮刑，備受凌辱。然而，為了完成《史記》的撰寫，他忍辱負重，經受了肉體和精神上的雙重磨難，五十歲時出獄任中書令，繼續奮筆疾書，至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終于完成了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司馬遷對生命的價值有深邃的認識，他認為，“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那么，哪些人稱得上是“倜儻非常之人”呢？他們是“拘而演《周易》”的文王、“厄而作《春秋》”的仲尼、“放逐乃賦《離騷》”的屈原、“失明厥有《國語》”的左丘、“臏腳修列《兵法》”的孫臏等發憤著書的圣賢。可見，在“立名者行之極也”的認識之下，在各種“立名”的方式中，司馬遷最推崇的名山事業是著書立說。對司馬遷個人而言，他要完成一部“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記》，這既是他本人的理想也是父親的遺愿。若為名節赴死，則“鄙陋沒世”，“文采不表于后世”，自我的生命價值“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無以異”；若隱忍茍活，則“自沉溺縲紲之辱”，使“先人蒙羞”，為“鄉黨戮笑”。在生死兩難的人生大悲痛中，司馬遷最終以精神的高貴超越了世俗的屈辱，為后人樹立了一座難以企及的人格豐碑。

一個毅然赴死，一個忍辱而生。不同的生死抉擇，相同的情懷，兩位古人以其偉岸的人格和獨特的生命思考成為了后世的精神標桿。（晏震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