瑯琊王氏為中華望族，在漢唐期間產生了600多位歷史文化名人、90余位宰相，24史中有3部歷史列傳居首者為瑯琊王氏：王祥為《晉書》列傳首卷，王弘為《宋書》列傳首卷，王儉為《南齊書》列傳首卷。東晉以后興起于江左的一支，系王祥、王覽的子孫。王祥不僅以美好的孝行為這個家族奠基，他的言行也成為后世子孫恪守奉行的榜樣。

王祥去世時曾留下五條家訓：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為人表里如一、有始有終，信守諾言，不圓滑世故，這是誠信；把榮譽和成績讓給他人，過失和責任勇于擔當，謙遜低調、任勞任怨，此為“推美引過”；孝有大小，孝敬父母只是小孝，而提高修養、建立功業以彰顯父母養育教誨之德，才是大孝，這是對傳統孝道思想的升華；兄弟團結，家族和睦，此為悌；面對利益懂得謙讓，生活保持清廉儉樸，上述五條便是王祥所堅守的“立身之本”。

王祥生逢亂世，母寡弟幼，繼母朱氏多次想殺死他，但他卻孝敬繼母三十年如一日，體現了以德報怨、顧全大局的寬厚度量和善始善終、任勞任怨的堅韌品格，這種孝行是在飽嘗了生活的艱辛之后磨練出來的人性光輝，具備感發人心、促人向善的精神力量，不僅感化了繼母的狠毒之心，還引導了弟弟王覽的善心。王覽為了救護王祥不惜“爭鴆舍生”，兄弟二人可謂患難與共，互相成就。王祥擔任徐州別駕后，移風易俗，涵養正氣，以博大的胸懷和氣度去感化一方百姓。王祥的一生很好地詮釋了這一家訓的內涵。

王祥家訓對其子孫產生了重大影響，史書“其子皆奉而行之”。瑯琊王氏闔門孝睦，王徽之愿意替代弟弟王獻之而死、謝道韞幫助小叔王獻之辯論、王僧虔培養侄子王儉，他們愛護家人，情同知己，真摯之情讓人感動！這是對王祥“兄弟怡怡，宗族欣欣”家訓的堅守。瑯琊王氏不以財富為人生追求的目標，西晉王衍“未嘗謀貨利之事”，東晉王導“素寡欲，倉無儲谷，衣不重帛”，劉宋王弘“雖歷藩輔而不營財利，薨亡之后，家無余業”，他們雖然位居宰相，也不改清廉儉樸的生活。梁代的王志信守承諾、老成厚重，他擔任東陽太守時冬至日釋放重囚回家，“過節皆返”，王志兄弟子侄皆篤實謙和，時人號為長者，很好地踐行了王祥“言行可覆”的誠信之道。至于“推美引過”，功績之大者無過于王導，作為東晉的開國宰相，王導制定了“謙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靜為政，撫綏新舊”的施政方針，他禮賢下士，團結南北士人，組建以“百六掾”為主的東晉朝士集團，他還在歷次政治變亂中謙遜謹慎，扶危定亂，穩定了東晉朝局。

陳寅恪先生《論東晉王導之功業》：“王導籠絡江東士族，統一內部，結合南人、北人兩種實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得以獨立，文化得以延續，不謂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論。”謙遜低調，對權勢存有敬畏之心，王僧虔也是很好的典范。齊武帝曾任命他為開府儀同三司，因為侄子王儉已經擔任此職，“一門有二臺司，實可畏懼”，于是王僧虔以“君子所憂無德，不憂無寵”為由，堅決推辭，可謂激流勇退。晚唐詩人孫元宴稱贊道：“位高名重不堪疑，懇讓儀同帝亦知。不學常流爭進取，卻憂門有二臺司。”

“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入仕的目的不是為了稻粱謀，而是為了實現士人拯時濟世的人生理想。王祥能堅守原則，反對結黨營私。王祥去世后，來吊唁者“非朝廷之賢，則親親故吏”，無雜吊之賓，他的族孫王戎稱嘆曰：“太保可謂清達矣！”王羲之出仕，反對結黨營私。永和四年（348年），司馬昱、殷浩任命王羲之擔任護軍將軍，目的是想借助他的社會影響打擊桓溫。王羲之并沒有站在黨派的立場，而是從東晉政治的大局出發調解兩派的矛盾，他體恤百姓的艱辛，減省賦稅，開倉濟民，其《深情帖》云“行其道忘其力身”，其《斷酒帖》云“百姓之命倒懸，吾夙夜憂”，這都體現了他不計個人利害的忘我精神。

王羲之的政治使命感和歷史擔當引起了后人的共鳴，元代趙孟頫曾評價云：“右將軍王羲之，在晉以骨鯁稱，激切愷直，不屑屑細行，議論人物，中其病十之八九，與當道諷諫無所畏避。發粟賑饑，上疏爭論，悉不阿黨。凡所處分，輕重時宜，為當晉室第一流人品！”（劉占召 作者系東南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