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時期，唐太宗團隊涌現(xiàn)出一大批像房玄齡、杜如晦、魏徵、李靖、長孫無忌、儲遂良、溫彥博等文臣武將，他們?yōu)閺姶蠓睒s的帝國革故鼎新、勵精圖治、奮發(fā)圖強，貢獻了全部的智慧和心血。在這條燦若群星的歷史長河中，相對而言，岑文本的確不如上述人物名聲響亮。但是若要評選時代廉政人物，岑文本當之無愧。

岑文本“性沈敏，有姿儀，善文辭，多所貫綜”。岑文本年少時就因文才出眾而聲名鵲起。《新唐書》記載：“岑文本，字景仁，鄧州棘陽人。祖善方，后梁吏部尚書，更家江陵。父之象，仕隋為邯鄲令，坐為人訟，不得申。文本年十四，詣司隸理冤，辨對哀暢無所詘。眾屬目，命作《蓮華賦》，文成，合臺嗟賞，遂得直。”這段話記錄了岑文本的出身和少年時候的經(jīng)歷。岑文本十四歲那年，父親被人污蔑坐牢，岑文本到有關(guān)部門去為自己的父親申冤辯屈，理直氣壯，雄辯滔滔，最終澄清冤情，救出父親。

在李世民治理國家的團隊中，岑文本主要是憑借自身良好的品行與卓越才得到賞識重用的。對此，《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等歷史書籍都有比較詳細的記載。例如，貞觀元年（公元627年），岑文本根據(jù)唐太宗躬耕藉田的活動，寫了《藉田》《三元頌》兩篇文章，辭藻精致，得到了大將軍李靖的賞識，將他被推薦給唐太宗，隨即被提升為中書舍人。按照《新唐書（百官志）》的記載：“中書舍人六人，正五品上。掌侍進奏，參議表章。凡詔旨制敕、璽書冊命，皆起草進畫。”可以看出，盡管中書舍人品級不高，但由于負責起草詔書，經(jīng)常跟在皇帝身邊，“近水樓臺先得月”，升遷也就比較快。

“時顏師古為侍郎，自武德以來，詔誥或大事皆所草定。及得文本，號善職，而敏速過之。或策令叢遽，敕吏六七人泚筆待，分口占授，成無遺意。”當時，從李淵開始，昭誥等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一直是由顏師古負責。顏師古何許人也？他是名儒顏之推的孫子，家學淵源，學問通博，他選校的“五經(jīng)定本”(《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左傳》)，糾正了當時自漢以來這幾本書的混亂狀況，不僅是當時中央官學至地方州縣各級學校的標準教科書，而且也是孔穎達等大儒編撰《五經(jīng)正義》的基礎(chǔ)。

有這樣一位通學大儒在前，岑文本能勝任這份工作嗎？事實證明，岑文本后來居上，文思敏捷更勝一籌。有一次，由于需要同時起草好多個召令，時間緊任務重，岑文本就叫六七個屬吏準備好紙筆，他分別予以口授，草擬之后復核，完全說出了李世民想要說的話，沒有任何遺漏。所以，貞觀16年（公元642年），岑文本在顏師古被免職以后，就由唐太宗直接提名，成為李世民最倚重的一支筆，繼任中書侍郎，專門掌管機要事務。

對于犯了過錯的同事，岑文本也表現(xiàn)出著眼大局、與人為善的從政風格。《資治通鑒》記載，岑文本對李世民說：“黃石公《軍勢》日：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急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伏愿錄其微勞，忘其大過，使君集重生朝列，復備驅(qū)馳，雖非清貞之臣，猶得貪愚之將，斯則陛下雖屈法而德彌顯，君集等雖蒙宥而過更彰矣。”侯君集是唐朝名將，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之一。他在攻滅高昌時立有大功，卻在沒有請示唐太宗的情況下，擅自將無辜的百姓充作官奴，把高昌的財寶據(jù)為已有，任由官兵劫掠財物，極大地損害了唐朝軍隊的形象。侯君集班師回朝后，等待他的不是掌聲，而是監(jiān)獄。侯君集遭到彈劾下獄后，岑文本從立國之初，必須重視有武功的人才的角度出發(fā)，為其求情。最終李世民法外開恩，赦免了侯君集。

岑文本對待身份尊貴的皇子們的態(tài)度，也反映出他不阿附權(quán)貴、就事論事的公正態(tài)度。據(jù)《新唐書》記載：“是時，魏王泰有寵，侈第舍，冠諸王。文本上疏，勸崇節(jié)儉，陳嫡庶分，宜有抑損。帝善之，賜帛三百段”。這段話表明，當魏王李泰仗著李世民的寵愛，正炙手可熱之際，岑文本上書諫言，力陳嫡庶的區(qū)別，勸皇子們崇尚節(jié)儉，得到了李世民的贊許和獎賞。

貞觀18年8月（公元644年），岑文本被任命為宰相（中書令）。據(jù)《資治通鑒》記載：“以散騎常侍劉為侍中，行中書侍郎岑文本為中書令，太子左庶子中書侍郎馬周守中書令。還家，有憂色。母問其故，文本曰：‘非勛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親朋聽聞岑文本拜相都來祝賀，他卻誠懇表示：“今受吊，不受賀也。”

岑文本一生以誠為本，始終保持書生本色，為人處世恪守準則。《新唐書》記載：“始，文本貴，常自以興孤生，居處卑，室無茵褥幃帟。事母以孝顯，撫弟侄篤恩義。生平故人，雖羈賤必鈞禮。帝每稱其‘弘厚忠謹，吾親之信之’。”君臣相伴二十年，岑文本是唐太宗的一支筆，書寫著一生的赤誠。（蚌埠市固鎮(zhèn)縣紀委監(jiān)委  周楠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