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說：“我一生最大的愛好是讀書”，“飯可以一日不吃，覺可以一日不睡，書不可以一日不讀”。毛澤東的讀書志向、讀書精神、讀書態度和讀書方法，開啟了中國共產黨人讀書治學的一代新風，也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人間佳話。

（一）

1910年秋，毛澤東離開閉塞的韶山沖，走向廣闊天地，他給家人留下詩作：“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走出鄉關，毛澤東投考湘鄉縣東山學校，在作文試題《言志》答文中，抒發了自己立志求學的遠大抱負。校長李元圃閱卷后，大加贊賞，高興地說：“我們學堂取了一個建國才”。在東山新式學堂，毛澤東開始接觸新學。1912年，毛澤東來到長沙，在湖南省立圖書館這個新的學習天地，第一次看到了一張世界大地圖，驚奇與震撼之余，他知道了世界有多大、中國在哪里。在第一師范求學期間，他與蔡和森、何叔衡等志同道合，受楊昌濟、徐特立等老師進步思想影響，他們把個人的讀書志向與尋找國家出路結合起來。1917年，在《致黎錦熙信》中，毛澤東說：“今人所謂立志，如有志為軍事家、有志為教育家，乃見前輩之行事及近人之施為，羨其成功，盲從以為己志，乃出于一種模仿性。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學、倫理學，以其所得真理，奉以為己身言動之準，立之為前途之鵠，再擇其合于此鵠之事，盡力為之，以為達到之方，始謂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為真志，而非盲從之志”。為求“真志”，青年毛澤東處處磨煉自己，或去一師后山妙高峰，“靜中求學”；或去長沙人聲鼎沸的南門口，“鬧中求靜”。他與朋友們約定，不談金錢，不談男女之事，不談家庭瑣事，只談人的天性，人類社會，中國，世界，宇宙等大事。

1918年，毛澤東與蔡和森等一批湖湘熱血青年，建立新民學會，把“改造中國與世界”作為學會方針。他們聚集在岳麓山上、橘子洲頭，縱論天下大勢，討論社會人生問題，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指出“國家壞到了極處，人類苦到了極處，社會黑暗到了極處”，呼吁民眾大聯合。為求救國救民的真理，他們組織新民學會會員去法國勤工儉學，出國“猛看猛譯”。經過比較分析，終于找到了“改造中國與世界”的良方——走俄國式的革命道路。1921年，毛澤東在《湖南自修大學入學須知》中，旗幟鮮明地寫道：“我們求學不是沒有目的的，我們的目的在改造現社會。我們的求學是求實現這個目的的學問”。

（二）

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接受斯諾采訪，第一次回顧了自己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的思想歷程：“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于俄國情況的書。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書籍。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毛澤東所說的三本書，即陳望道譯本《共產黨宣言》、考茨基著《階級斗爭》和柯卡普著《社會主義史》。

早在讀私塾時期，毛澤東就喜愛中國古典小說，但頭腦中始終縈繞著一個問號：為什么書里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將、文官、書生，從來沒有一個農民做主人公？“對于這件事，我納悶了兩年之久”。讀了馬克思主義入門書后，困擾他多年的問題，終于有了答案，“我才知道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有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從此，他開始孜孜不倦地研究馬克思主義這門科學。革命武裝斗爭初期，毛澤東能找到的馬克思主義書籍很少，他給當時的中央領導人李立三寫信：“我知識饑荒到十分，請你時常寄書報給我。”毛澤東回憶：“1932年秋開始，我沒有工作，就從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來的書籍中，把有關馬恩列斯的書通通找了出來，不全不夠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頭讀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讀了這本，又看那本，有時還交替著看，扎扎實實下功夫，硬是讀了兩年書。”長征路上，毛澤東生病躺在擔架上，也沒有一天中斷馬列著作的學習。延安時期，讀書有了相對穩定的環境，毛澤東對馬列著作的重點篇目進行重點研讀，“《共產黨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問題，我就翻閱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

毛澤東學馬列，主張學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主張發展馬克思主義。他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書，必須讀，這是第一。但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人，任何國家的無產階級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延安時期，毛澤東寫下的著作，都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成果。

毛澤東重視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全黨，認為“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斗力量”。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向全黨發出了開展馬克思主義學習競賽的號召，并組織力量大量翻譯馬列著作，為領導干部學習提供資料。七大期間，他提出全黨要讀《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等5本馬列著作。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他又增加《社會發展史》《國家與革命》《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建設》等，列出了12本馬恩列斯著作，親自寫上“干部必讀”4個字。這12本著作，很長一段時期內一直是干部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的必讀教材。1963年，毛澤東再次提高讀經典著作的標準，提出高級干部要讀30本馬列著作。其中馬克思著作8本，恩格斯著作3本，列寧著作11本，斯大林著作5本，還有普列漢諾夫著作3本。可以說，毛澤東一生學馬列，一生倡導全黨學馬列。

（三）

早在湖南第一師范求學時，毛澤東就閱讀《資治通鑒》《讀史方輿紀要》，研究過中國歷史上許多以弱勝強、以少勝多的著名戰例。抗戰初期，為了批駁亡國論、速勝論的錯誤，指導全國抗日戰爭，有一段時間里，毛澤東大量閱讀中外軍事名篇，多次給在西安工作的劉鼎、葉劍英寫信，催促他們多給自己買些軍事書籍，特別點名要一部《孫子兵法》。1938年3月，他親自組織成立了“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研究會”，吸收肖勁光、羅瑞卿、滕代遠、莫文驊、葉子龍等人參加。研究會每周開會一次，每次從晚七、八點開始到深夜十一點多結束，交流學習體會。在毛澤東的帶動下，延安一度掀起學習研究《戰爭論》的熱潮。1938年，毛澤東撰寫了著名的《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等著作，創立了獨具中國特色的軍事辯證法理論。

“做一個真正能干的高級指揮員，不是初出茅廬或僅僅善于在紙上談兵的角色所能辦到的，必須在戰爭中學習才能辦得到”，毛澤東說，“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從戰爭學習戰爭——這是我們的主要方法。”從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游擊戰“十六字訣”，到解放戰爭時期的“十大軍事原則”，再到抗美援朝戰爭時期的“零敲牛皮糖”，等等，人民軍隊一整套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都是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戰爭中學習戰爭的精妙絕倫之筆。

（四）

《毛澤東傳》的作者R·特里爾評價毛澤東有一句經典名言：“兵權之劍，倚在史書之旁”。特里爾的評價，敏銳地抓住了毛澤東飽讀史書、精通中國傳統文化的個性特征。

《二十四史》是毛澤東的喜愛之書。他說，“學習中國歷史，必須扎扎實實把《二十四史》學好。”中南海毛澤東藏書乾隆武英殿版《二十四史》購置于1952年，這套近4000萬字的史書，陪伴毛澤東走到了生命的終點。圖書管理員回憶說：“《二十四史》，毛澤東讀而不倦，學而不厭，全書全部文字至少讀了一遍。”

毛澤東對《資治通鑒》研究頗深。他說：“《資治通鑒》這部書寫得好，盡管立場觀點是封建統治階級的，但敘事有法，歷代興衰治亂本末畢具，我們可以批判地讀這部書，借以熟悉歷史事件，從中吸取經驗教訓。”晚年，毛澤東與孟錦云談論《資治通鑒》時說：“這是一部難得的好書啊！我讀了十七遍，每讀一遍都獲益匪淺。”

毛澤東讀史，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傳統史書一般都是統治階級立場，比如將農民起義一概污蔑為“匪”“賊”“逆”，而毛澤東不同，他站在群眾史觀的立場，提出“吾國自秦以來兩千余年推動社會向前進步者主要是農民戰爭”，把顛倒的歷史顛倒了過來。傳統史書一般都以封建正統觀念立論，比如，將曹操描繪成“白臉奸臣”，而毛澤東不同，他從推動社會發展和歷史進步的角度，主張“為曹操翻案”。抗戰時期，郭沫若撰寫《甲申三百年祭》，毛澤東高度重視，把它當作整風文件印發全黨，“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解放戰爭中，為了實現中國革命戰爭的徹底勝利，他總結楚漢相爭的歷史經驗，提出“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毛澤東研讀中國歷史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光輝思想，為后人樹立了以史為鑒、古為今用的學習方法。

（五）

1935年9月，歷經艱辛苦戰的中央紅軍突破臘子口，到達哈達鋪。部隊休整之際，毛澤東派人到當地郵政所尋找報紙。7月29日天津《大公報》一則社論和《晉陽日報》一條“閻錫山部隊正進攻陜北劉志丹部”的消息，吸引了毛澤東的視線。他了解到劉志丹等在陜北開辟了一塊紅色根據地，徐海東的紅25軍也在那里。于是，作出了紅軍到陜北與劉志丹隊伍會師的重大決策。就這樣，中國的歷史有了1935年10月中央工農紅軍到達陜北，勝利結束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精彩篇章。

延安時期流傳一句毛澤東的名言：“一天不讀報是缺點，三天不讀報是錯誤”。毛澤東一生酷愛讀書，也喜好讀報。

毛澤東的讀報史可追溯到長沙。“在長沙，我第一次看到報紙——《民立報》，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報紙，刊載著一個名叫黃興的湖南人領導的廣州反清起義和七十二烈士殉難的消息。我深受這篇報道的感動，發現《民立報》充滿了激動人心的材料。”就是從這份報紙中，毛澤東知道了孫中山、同盟會以及他們的三民主義。此后，他對讀報充滿了興趣。在新軍當兵時，他每月只有7元軍餉，扣除生活費，剩下的錢，他全部用來訂報，“貪讀不厭”。報紙，打開了毛澤東的視野，也推動他去思考報紙提出的各種社會問題。他被同學們稱為“時事通”。《新青年》雜志面世后，毛澤東很快成為了它的熱心讀者，每天都在思考《新青年》上提出的中國問題。領導武裝斗爭后，毛澤東對讀報的需求如饑似渴，紅軍每打下一個城鎮，他都要派人到郵局搜羅一捆報刊，犒勞自己的“精神世界”。全國解放后，毛澤東閱讀的報刊數量更多、范圍更寬，一天幾萬字的《參考資料》是他的每日必讀。正是因為長期養成了讀報的好習慣，毛澤東一生對世界風云洞若觀火，對天下大事了如指掌。（熊杏林 軍事科學院軍隊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