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由董必武任書記的中央監察委員會，規定在縣以上各級黨的委員會設立監察委員會。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對整風運動的目的、要求、方針和方法進行了詳細的闡述和明確的規定，強調必須在全黨進行一次普遍、深入的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均為資料圖片）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這次大會深刻剖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面臨的狀況，強調從思想教育和制度建設兩方面加強黨的建設，并進一步強化監察機構力量；隨后黨在全黨范圍內發動整風運動，堅決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堅決懲處貪污腐化、反對領導干部特殊化，進一步純潔了黨的組織，強化了黨的紀律建設，贏得了民心，為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營造了風清氣正的良好環境。

思想和制度并舉，全面加強黨的建設

隨著革命的勝利和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項事業的發展，中國共產黨自身的狀況有了巨大變化。黨已經成為執政黨，在國家政治經濟生活中居于領導地位；全國黨員人數為1073萬，比1945年中共七大時增加8倍多，比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增加兩倍，其中工人黨員占14％，農民黨員占69％，知識分子黨員占12％。黨的組織分布在全國各個地區。總體看來，黨同人民群眾的聯系更加密切，黨的工作經驗更加豐富全面，黨的團結也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鞏固。

但是，黨的隊伍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缺點和問題。毛澤東在中共八大開幕詞中說：“我們還有嚴重的缺點。在我們的許多同志中間，仍然存在著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和作風，這就是思想上的主觀主義、工作上的官僚主義和組織上的宗派主義。”從當時的狀況看，黨的隊伍所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為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主要是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方面的問題。廉政方面的問題雖然不及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方面的問題普遍，但性質是嚴重的。劉少奇在會上指出：“在黨領導了國家政權以后，黨內貪污腐化、違法亂紀、道德墮落的現象有了某種程度的發展，這種嚴重現象必須堅決制止……在今后，我們還必須經常從思想上和組織上進行反對腐化墮落現象的斗爭，經常把不可救藥的腐化墮落分子清除出黨。”因而中共八大提出，黨的建設的基本任務就是提高全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水平，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的原則，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密切結合，反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要把貫徹執行黨的群眾路線，作為執政黨必須著力解決的歷史任務。

在深刻分析黨的狀況的基礎上，中共八大就執政黨的建設問題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和主張。其中，從思想教育和制度建設兩個方面來加強黨的建設，是八大提出的黨建工作和反腐倡廉的新思路，鄧小平在《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指出：“黨必須經常注意進行反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斗爭，經常警戒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的危險。為此，黨除了應該加強對于黨員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還在于從各方面加強黨的領導作用，并且從國家制度和黨的制度上作出適當的規定，以便對于黨的組織和黨員實行嚴格的監督。”從思想上建黨，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傳統和一貫經驗，然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黨的建設僅僅抓思想教育就顯得不夠了，必須在抓思想教育的同時，抓制度建設，甚至把制度建設放在更重要的地位，對黨員和干部的行為形成硬約束。

此外，中共八大還強調要加強對黨和政府的監督。毛澤東在對中共八大政治報告稿的批語中提出：“首先是階級的監督，群眾的監督，人民團體的監督。”并加寫了這樣的話：“我們要加強黨內的自我批評和依靠廣大勞動人民的監督來克服缺點和錯誤”，同時還應當“借助于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批評來克服缺點和錯誤”。

強化監察機構力量，堅決懲處貪污腐化

中共八大選舉出由董必武任書記，劉瀾濤、蕭華、王從吾、錢瑛、劉錫五任副書記的中央監察委員會。強調要加強黨和國家的監察工作，及時發現和糾正各種官僚主義，處理各種違法亂紀的言行；監察委員會不應當限于受理案件，而且要積極檢查黨員遵守黨章黨紀、共產主義道德和國家法律、法令的狀況，進一步強化了監察機構建設。

中共八大閉幕后召開的中央監察委員會第一次全會，除總結和討論工作外，還專門通過了《中央監察委員會工作細則》和《中央監察委員會關于處分黨員的批準權限的具體規定》。1956年底，監察部也召開了第六次全國監察工作會議，會上對國家行政監察機關的體制作了專門討論。根據會議討論的方案，縣及不設區的市和市轄區人民委員會，在報請上一級人民委員會批準后，可以設立監察機關。這是從體制上加強國家行政監察機關及其工作的一項措施。

中共八大和會后的一系列舉措，使黨內監察機構和制度得到加強，政府的監察機構也逐步健全，特別是黨政監察機構內部的運行規則和程序開始建立。

中央監察委員會密切配合黨的中心工作，根據中央的精神，注重發揮監察部門在反腐倡廉中的職能作用。1960年3月，中央監察委員會召開了有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監委及15個大中城市的監委副書記參加的全國城市黨的監察工作座談會。會議討論并同意中央監委關于加強城市黨的監察工作的意見，確定了城市監察工作的六項主要內容，其中包括監察部門要同危害人民利益的貪污、浪費、官僚主義行為作堅決的斗爭。

1960年4月，中央監察委員會發出《關于嚴肅處理違反共產主義道德、嚴重違法亂紀案件》的通知，規定對于違反共產主義道德、嚴重違法亂紀的案件，一經發現，必須認真檢查，嚴肅處理。黨的各級監察機關緊緊圍繞中央部署的中心工作，堅決同違法亂紀、貪污盜竊、投機倒把、腐化墮落等腐敗行為進行斗爭。僅1962年上半年，就處理了各種違反黨紀的案件25萬件，受到處分的黨員5.8萬多人。在此期間，各級監委還處理了大量的控訴、申訴案件。通過這些案件的檢查處理，嚴厲地懲治了干部在思想、工作和生活作風等方面存在的嚴重問題，對于純潔黨的組織，加強黨的紀律，密切黨群關系，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開展整風運動，堅決反對特殊化

中共八大召開后不久，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再起波瀾，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匈牙利事件，又一次引起了中國共產黨的認真思考。毛澤東認為，匈牙利事件有國際國內幾個方面的原因，也是官僚主義、脫離群眾、照搬蘇聯經驗和階級斗爭不徹底等方面錯誤逐漸表露出來的惡果。它尖銳地表明，社會主義制度下仍然存在著各種矛盾，而能否正確區分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關系到社會主義建設的成敗和人民政權的存亡。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指示》對整風運動的目的、要求、方針和方法進行了詳細的闡述和明確的規定，強調必須在全黨進行一次普遍、深入的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提高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水平，改進黨的作風，從而更好地調動一切積極力量，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為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國家服務。

整風指示發布以后，各級黨組織迅速行動起來。按照黨中央的要求，整風首先從縣團級以上的黨組織以及大型廠礦和大專院校的黨組織開展，從檢查各級領導干部的思想作風入手。為加強對整風運動的領導，黨中央規定，黨委第一書記必須親自負責，抓緊領導，貫徹整風與工作兩不誤的原則，把整風運動的進行同改進工作結合起來，同具體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結合起來，嚴格防止關門整風和妨礙工作。

這時候，黨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和政策，希望通過開展整風造成一種新的政治局面的思想，確定整風的總題目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以解決自身思想作風問題為著眼點，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正如鄧小平在關于整風運動的報告中所指出的，運動揭發了大量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現象。一部分黨員有嚴重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一味追求個人享受，計較名譽地位。也有極少數黨員喪失革命意志，甚至墮落腐化，違法亂紀。對于混入黨內的各種壞分子，嚴重的違法亂紀分子，不可救藥的腐化墮落分子，有嚴重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和行為、屢教不改的分子都予以清除出黨。絕大多數黨員和干部受到一次極好的教育，與群眾打成一片，發揚了黨的優良傳統。這些都是中共八大正確路線的繼續和深入發展，是探索新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新努力，也是新的歷史條件下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的新舉措，對于黨的事業的發展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整風運動后期，在錯綜復雜的形勢面前，反右派斗爭擴大化了，這是新中國成立以后黨的歷史上的一個沉痛教訓。

這次全黨開展的整風運動，使黨中央進一步認識到搞好干部隊伍建設的重要性。為了解決執政黨黨員干部生活特殊化問題，防止干部脫離群眾，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解決干部工資和待遇過高，特別是高級領導干部的工資、待遇過高的問題。國民經濟困難時期，在嚴峻的經濟形勢面前，1959年2月，中央作出《關于降低國家機關三級以上領導干部工資標準的決定》，削減了高級領導干部的工資，以縮小工資差距。

1960年11月，中央下達《關于不準請客送禮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通知》明確規定：一切單位都不準向任何單位或個人贈送禮物，也不許借用任何名義變相送禮；各廠礦、企業、人民公社試制成功的新產品，除對其直接主管部門可以送一份樣品外，不許以獻禮或其他任何名義贈送給上級機關或其他單位或個人；中央和地方各級負責人員下去視察工作或參觀時，當地負責人不要迎送，嚴禁組織群眾迎送。生活招待應當從儉，并按標準收費、收糧票；精簡會議；除必要的宿舍外，今后七年內，一律不準新建招待所和其他非生產性設施。1960年12月，中央下達《關于整頓對負責干部的特需供應，禁止商品供應“走后門”的指示》，提出從中央到各地，對特需供應進行一次嚴格的檢查，合理的保留，范圍偏寬的緊縮，定額偏高的降低，不合理的立即取消。（王守憲 甘超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