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無信不立，國無信不興。古往今來，誠信的力量從來都不容忽視。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廣為流傳，季布一諾千金的佳話不絕于史，周幽王為博美人一笑“烽火戲諸侯”失信于天下，“狼來了”的游戲也必將付出慘痛代價。誠信是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美德，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為何將“誠”與“信”聯(lián)系在一起？“誠信”一詞最早何時出現(xiàn)？

在古代漢語中，“誠”與“信”二者互訓，也就是說二者可以互相解釋、意義相通。“誠”是一個形聲字，《說文解字》說：“誠，信也。從言，成聲。”“信”是一個會意字，《說文解字》說：“信，誠也。從人，從言。會意。”在現(xiàn)代漢語中，我們也將“誠信”二字連用，表示處事真誠、老實、講信用。實際上，“誠”和“信”的語義側重有所不同。“誠”側重內心層面，指內心情感的真實無偽、自然流露。《荀子》中說：“君子養(yǎng)心莫善于誠”，君子陶冶思想性情，提高道德修養(yǎng)，沒有什么比“誠”更重要的了。《禮記·大學》中也說：“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其意真誠，其心方能端正。而“信”則側重于人際交往層面，指言而有信、遵守信用。《論語·為政》有云：“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孔子認為，一個人如果不講信義，不知他該如何立足處世。《春秋榖梁傳》亦云：“言之所以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為言”，可見言語真實、言而有信的重要性。誠于中，信于外，內誠于心，方能外信于人。

最早將“誠”與“信”二者連起來使用的，是春秋時期法家的管仲，《管子·樞言》中說：“先王貴誠信。誠信者，天下之結也。”管仲突出了誠信的重要性，明確將其看作是天下倫理秩序的基礎。儒家更是十分重視誠信的作用。孔子強調“民無信不立”，指出誠信是治理國家的重要思想，是國與國之間交往所應遵守的道義標準，更是人們交往應遵守的基本道德規(guī)范，要做到“言而有信”。孟子在孔子誠信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發(fā)展，將“朋友有信”與“君臣有義”、“長幼有序”、“夫婦有別”、“父子有親”相結合，統(tǒng)稱為“五倫”。漢代董仲舒將“信”與仁、義、禮、智并列為“五常”，將其視為最基本的社會行為規(guī)范。

誠信是必不可少的人生素養(yǎng)和行為操守，是最基礎的價值觀和最基本的行為準則。北宋大儒司馬光一生“以至誠為主，以不欺為本”，無論是為官、治學還是處世，始終秉持誠信之道，這得益于良好家風的熏陶。宋人邵博所作《邵氏聞見后錄》中記載了這樣一則故事：司馬光五六歲時，想吃青核桃卻不會剝，司馬光的姐姐想幫他把皮剝掉，卻也沒能成功，姐姐有些氣餒，就先離開了。此時恰巧路過一位婢女，她用熱水將核桃燙了一下，輕輕一剝皮就下來了。姐姐回來，問是誰剝掉了核桃皮，司馬光回答說：“是我自己剝掉的”。此言剛好被司馬光父親聽到，他立即嚴厲訓斥道：“小孩子怎能說謊騙人呢？”此事讓司馬光刻骨銘心，相傳，年長之后，他還把這件事寫到紙上，時時告誡自己不能說謊。正所謂“愛子，教之以義方”，司馬光終生踐行“誠信”二字，正是因為在小時候，父親便將誠信這顆種子深埋在他的心中。

誠信，乃道德之根基、人格之底蘊、立世之根本，眾多家族的家規(guī)家訓中，“誠信”都是一則重要內容。西晉羊祜《誡子書》中說：“愿汝等言則忠信，行則篤敬”，旨在說明言而有信、言出必行的重要性。北宋著名理學家程顥、程頤兄弟自幼在《程氏家訓》的教育下成長，家訓中有“人無忠信，不可立于世。不信不立，不誠不行。不誠無以為善，不誠無以為君子”的教誨，意在說明誠信是君子修身立德的重要途徑，是為人處世的重要原則。清代廉吏汪輝祖在《雙節(jié)堂庸訓》中說：“以身涉世，莫要于信。此事非可襲取，一事失信，便無事不使人疑”，旨在告誡后世子孫，人生在世，一事失信，事事受疑，必須以誠信為先。

對個人而言，誠信是立身之本，是做人做事必須堅守的道德底線；對企業(yè)而言，誠信是無形資產，靠信譽打造品牌才能贏得百姓信賴；對社會而言，誠信是公序良俗，是社會和諧和睦的基本前提；對國家而言，誠信是軟實力，是國家發(fā)展、國際交往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石。

誠信，既是個人與他人、與社會的一份契約，更是自己與良心的一個約定。從長遠計，人人都要加強自身誠信建設，讓誠信真正成為一種思想自覺、一種行為習慣，為個人和社會發(fā)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吳宇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