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策試詔問大道之要、至論之極，大儒董仲舒對曰：“古之王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在董仲舒的推波助瀾下，漢武帝獨尊儒術，興辦太學，采用儒家思想教化官員，重視官吏個人品行，用正反兩個方面的事例來感化官員。從那時起，對官員的教化就提到了鞏固國家政權、關乎國家命運的高度，這是西漢為教化注入政治內涵。

歷史上，注重對官員的教化是國家強盛、社會安定的重要因素。西周成康時期天下安寧，推行以禮教化、明德慎罰，刑錯四十余年不用，有效約束和規范了官員的行為，成為太平盛世一抹亮色。西漢大臣馮唐才華過人，歷經文景兩朝不被見重，等到武帝即位再被舉薦時已年逾九旬，唐代詩人王勃由衷地發出“馮唐易老”的千古浩嘆。盡管馮唐的一生波瀾不驚，但他敢于正面諫言，以忠孝聞名于鄉間，與文景之治推行“德至盛也”，以仁德孵化清明祥和的治世分不開。唐初名相房玄齡追隨李世民平定天下，時刻不忘創業之難，警鐘長鳴，恪守職責，不自居功，當時尚書省下轄的各部里，工作最繁瑣、最被士人看不起的，是管理財政預算和賬目的“度支司”，一度無人肯任其職，房玄齡竟以宰相之尊自任“度支郎中”，親自把守著大唐國庫。歷史經驗表明，國家由盛轉衰的根本原因在于官員的政德出了問題，正所謂：“國家之敗，由官邪也。”

漢武帝向董仲舒策問治國之道

堅持以科學理論引領全黨理想信念，歷來是我們黨十分重視的一件大事。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著重從思想上建設黨”，為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國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救國綱領得到了全國人民的積極響應，一大批愛國分子抱著滿腔的愛國熱情和“爬也爬到延安城”的決心來到革命圣地延安，形成了“天下英才聚延安”的景象。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提出了“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在軍民中開展“蔣必敗、我必勝”的信念教育，使人們在革命必勝理想信念教育下團結得“像鋼鐵一樣”。

黨的十八大以后，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同向發力，組織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兩學一做”學習教育、“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廣大黨員干部進一步錘煉了黨性修養，擰緊了思想“總開關”。犧牲在疫情防控一線的貴州省銅仁市江口縣紀檢監察干部楊榮，以自己堅定的理想信仰、無畏的挺身而出、質樸的堅守奉獻，在抗擊疫情一線，用生命踐行了一名共產黨員的初心使命，書寫了新時代共產黨員的使命擔當。

縱覽今年被黨紀政務處分中管干部的通報，有的喪失理想信念，有的背棄初心使命，有的對黨不忠誠不老實，有的蛻化變質、自甘墮落等。黨中央清醒認識到，科學理論是正確行動的先導，理想信念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精神上“缺鈣”是一切思想滑坡的根源。今天，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一次理想信念的偉大遠征。復雜多變的國內外形勢，深刻變化的執政環境，對每一個共產黨人都是現實的考驗。要建設高素質的黨員干部隊伍，必須用科學理論武裝頭腦，不斷培植我們的精神家園。（解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