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31日，《中國共產黨重大事項請示報告條例》出臺，這是中央首次以黨內法規的形式對請示報告作出全面系統的規定。從黨的歷史角度對請示報告制度加以考察，對于我們深刻認識請示報告制度的發展脈絡、重要地位，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加強黨的政治建設和組織建設的一貫要求

從中國共產黨建黨之初開始，請示報告制度就伴隨著黨領導的波瀾壯闊的革命歷程一路走來。1923年6月，中央曾要求“地方執行委員會開除黨員后，必須報告其理由于中央及區執行委員會”。1928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在《關于各省委對中央的報告大綱》中，對報告的時間、種類、內容以及保密要求都做了規定，并警示不按時上送詳細報告者“中央即停發經費”。1931年12月15日，毛澤東和項英等發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關于建立報告制度問題》的通令，要求各級蘇維埃政府建立下級向上級經常作報告的制度，上級對下級實行工作檢查的制度。1942年9月，針對王明在擔任長江局書記期間所犯的不請示不報告的嚴重錯誤，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關于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要求“在決定含有全國全黨全軍普遍性的新問題時，必須請示中央，不得標新立異，自作決定，危害全黨領導的統一”。

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審時度勢，圍繞建立請示報告制度密集下發了系列指示。1948年1月7日，毛澤東為黨中央起草了《關于建立報告制度》的黨內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書記自己動手，不要秘書代勞，每兩個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綜合報告。3月25日，中央又發出《關于建立報告制度的補充指示》，要求各地上下級之間涉及政策及策略性的指示、答復和報告，須同時電告中央。7月26日，又發出《關于嚴格遵守請示報告制度的指示》，要求各地嚴格遵守報告制度，凡到期未作報告的必須說明理由。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正式通過《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的決議》，要求所有地方黨組織和軍區黨委嚴格及時地執行請示報告制度，針對報告制度執行不力的情況提出批評。至此，短短8個月時間，毛澤東通過“三指示一決議”，把請示報告制度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由之前一般的工作方法、工作要求轉變成為黨的一項重要的政治制度。

在重要歷史關口提高黨的權威性加強黨的領導的重要舉措

1947年，毛澤東通過轉戰陜北、劉鄧大軍進軍中原以及“三軍配合、兩翼牽制”的戰略部署，戰爭形勢發生了逆轉，在世界的東方，出乎人們意料地發生了一個“偉大的事變”，國共戰爭共產黨由戰略防御轉為戰略進攻，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也就是在這個轉折點上，毛澤東開始思考如何加強黨的統一領導的問題，他說，“中國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我黨已經處在奪取全國政權的直接的道路上。這一形勢要求我們全黨全軍首先在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及策略方面，在軍事上的戰略及重大戰役方面的完全統一，經濟上及政府行政上在幾個大的區域內的統一……”。

毛澤東把建立嚴格的請示報告制度上升到實現這一目標重要抓手的高度。由于我黨我軍長期處于被敵人分割的、游擊戰爭的和農村的環境之下，為使各地方的黨組織和軍隊能夠發揮自動性和積極性，中央曾允許各地方保持很大的自治權，以度過嚴重的困難局面，但同時也導致了某些有損革命事業的無紀律狀態和無政府狀態、地方主義和游擊主義。因此，“要求我黨用最大的努力克服這些無紀律狀態和無政府狀態，克服地方主義和游擊主義，將一切可能和必須集中的權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機關手里，使戰爭由游擊戰爭的形式過渡到正規戰爭的形式”。所以當時通過請示報告制度，把中央的意志和要求迅速轉為黨政軍民的統一行動，同時又能讓中央在瞬息萬變的緊張局勢變化中，第一時間比較全面的又有重點的掌握各地情況，指導各地在政策和策略上不犯或少犯錯誤。更為重要的是，在新中國誕生的前夜，黨中央就是要通過加強請示報告這個形式，強化下級服從上級、地方服從中央的紀律性和執行力，以形成合力，打敗國民黨，解放全中國，使中國共產黨以嶄新的姿態走上執政的舞臺。

執行民主集中制的生動實踐

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與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的辯證統一。請示報告制度恰恰鮮明地體現了這一點，是對黨的組織原則的有力貫徹，也是我們黨貫徹民主集中制的有力抓手。比如，解放戰爭時期的報告制度，為了革命利益的最大化，在保證“民主基礎上的集中”方面，不僅要求下級每兩個月按時交綜合報告等“書面作業”，毛澤東還特別強調：“每一個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均有單獨向中央或中央主席隨時反映情況及陳述意見的義務及權利”。這樣中央可以從多重渠道了解大戰略區及第一線的真實情況。

請示報告制度從“下對上”的通道來說不是單線的，還體現在“上對下”的民主。比如1948年8月23日，毛澤東在為中央起草給各中央局、分局、軍區及前委的指示電最后加了一句，“你們對于中央的領導工作，不論是內容和方法，如有批評，亦請提出”，充分體現了“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通過請示報告制度的落實和執行，我們還可以管窺到民主集中制所蘊含的辯證法，即黨通過“民主的集中”盡量不犯錯誤，但萬一犯了錯誤則通過貫徹“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及時進行糾錯。下級經常性地向上級作報告或請示重要問題或重大事項，一方面客觀上起到了黨的上級組織對下級組織的一種監督和管理作用，鞏固了黨的團結、權威與集體領導；另一方面，通過地方請示報告中總結的經驗、存在的問題又為中央科學決策和指導提供了依據和參考，地方根據中央的指示和劃定的權限，放手開展工作，又有利于地方積極性的發揮。

雙向的反饋機制不僅讓中央對各地情況有了全面的了解，便于決策，而且也培養了干部的領導素質和能力。毛澤東在1948年的一封電報中說：“對寫作此種報告的同志亦有一種好處，就是他必須在寫作時既要聯系又要超脫各項具體問題、各項事務工作，在全局上，在共同性上好好思索一會，而這種思索則是一個領導同志所不可缺少的。”嚴格請示報告制度，成為毛澤東培養干部的重要方法之一。（紀明珠）